“前三头”

恺撒放弃了他的凯旋式，并争取加图其他的正直品格的牺牲者——庞培、克拉苏的支持以示报复。他刚刚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与两位敌手达成了和解，并马上着手兑现给他们的许诺。因此，加图对所谓“前三头”同盟的形成要负很大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这个时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点。

后人很容易猜想的是，如果恺撒的凯旋式得以举行，以及他在卸任执政官后取得一个重要行省的希望没有破灭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发展。恺撒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在两位苏拉将领的手下执行军务时恪尽职守，并没有企图加入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的马略派。自始至终，恺撒都可以宣称他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珍爱它甚于生命。如果没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忠诚不贰的执政官，一个“幡然悔悟”的叛徒，像西塞罗始终期待他会成为的那样呢？可能这个答案并不十分重要。或许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公元前49年的内战能否避免也不重要。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于它能否得到解释。共和国为何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与下面的核心问题相比毕竟还是显得次要了些：罗马统治集团中的翘楚们既然已从共和国的存在中获益良多，为何还要摧毁它而进行政治自杀呢？

如前所述，罗马人是从道德衰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通过尽忠报国获得荣光的，而当下的人却把个人野心置于公共福利之上。他们认为传统道德衰微的催化剂是罗马权力和财富的增长。个人拥有了通过无情的利己手段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从而在两方面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被征服的臣民受到了剥削，罗马将丧失它的帝国，因为它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单凭武力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而对其统治的认同实为不可或缺的要素。此外，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变得远比其他人强大的时候，本质上属于寡头体系的共和政体就将被总体上不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政体所取代。罗马人看重爱国主义的自制精神，强调对个人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必要性。事实上，很多在他们看来是强化制度的法律都可以被理解成针对个人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提倡节俭的法律是为了限制奢侈浪费，反强征法是为了遏止罗马官员的贪婪和滥用职权，反贿选法是为了防止个人买得公职，从而损害帝国的利益。但某些变化，如要求将领如数上报战利品，对公民课以重税以支付退伍老兵的费用，或建立足以控制政治暴乱的警力，与受到捍卫的贵族自由精神是不兼容的。对于元老们而言，他们可以对诸如埃及这样富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行省（它本可以为元老中的一员提供巨大的机会）置之不理，却难以让那些在国外如同土皇帝一样的大将回国后再俯首帖耳。

随着帝国的成长，胜利的等级也在提高。马略在西方、苏拉在东方取得大捷后，庞培已不再能满足于卸任执政官后只担任一年行省总督的常规待遇了。恺撒也一样想要取得更长的和更重要的指挥权。最终，庞培无法忍受与恺撒平起平坐或等而下之的地位。但共和国与一两个人独占鳌头的局面无法兼容，也不能容忍这样的观念，即丰功伟绩可以使一个人跳出他的同僚们设定的法律约束，正如相传恺撒在击败庞培后巡视敌人尸体时所表达的那样：“他们是罪有应得。即便是我，盖约·恺撒，在立下汗马功劳之后，竟要在法庭上被定罪，如果我没有向自己军队寻求帮助的话。”苏格拉底懂得法律必须得到遵守，哪怕法律的裁决并不公正。但在公元前49年内战前夕，罗马法律已受到强大个人的屡次践踏和无视，不再值得人们尊奉了。

然而，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有识之士都领悟到了安抚罗马臣民的方便之处，如格拉古兄弟、苏拉、庞培、西塞罗和加图。即便是残酷对待被征服高卢地区的恺撒也强化了反强征法。更困难的课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让全体公民分享帝国的收益，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格化的政府去发放专门的福利。贵族施舍的旧有传统使得那些立法分配土地、钱财的人们可以赢得信誉和民心，如同那些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施舍的人一样。因此，提议增加骑士、平民的福利或权利的平民派看上去仿佛怀有追求个人权力的不轨企图。如果保民官或平民派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受人忌恨，那已经够糟糕了；而如果这位保民官还是上层官员们的盟友，那就更加不可饶恕。我们在公元前59年看到了这样一位执政官，他表现得如同保民官一样，并得到了保民官，甚至是一位坐拥大部分老兵的将军的支持。所以，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贵族派最恐惧的莫过于由恺撒担任这一职务了，这一点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