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假传体文学的源与流

第一节
传记及传记文学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史未分之前，传记文学与历史、散文三位一体，共同发源于中国异常早熟和发达的史官文化；文史分流之后，传记文学则横亘于文学与史学之间，以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不断自我更新向前发展，催生出众多体裁样式，同时也对中国的小说与戏剧等艺术门类的产生、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一、“传”“传记”与“传记文学”

研究探讨传记文学，时常会遇到“传”“传记”“传记文学”这样的概念。传记文学有一个发展形成的过程，其称谓也经历了演进变化的过程。在传记文学名称出现以前，“传”“传记”作为文体名称已经使用了数千年，而其名称的具体所指具多义性，并非专指我们所说“传记文学。在古代，“传”与“传记”都曾作为对经书的解释，即指解经的文字而使用过。直到明清之际《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史通义》等古代文体研究专著将“传”“传记”明确分类定义前，其含义仍具有含混性。那么，“传”与“传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人物传记名称而使用的呢？按照前辈学者的考证研究成果^[1]可知，“传”作为人物传记名称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如《穆天子传》。“传记”一词则出现在汉代，最初指解说经典的文字，而作为人物传记名称使用则最迟出现在南朝。“传记文学”则是20世纪产生的名词，最早由胡适使用^[2]；郁达夫相继在1933年发表随笔《传记文学》，1935年撰写《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此外茅盾先生也在1933年发表过题为《传记文学》文章。从此中国传记文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那么作为人物传记名称的“传”“传记”与“传记文学”应该如何定义，其中的关系又如何呢？

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

自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故今辨而列之，其品有四：一曰史传，二曰家传，三曰托传，四曰假传，使作者有考焉。

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传体条目中说：“

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一人之事，而为体亦多不同。迨前后两汉书、三国、晋、唐诸史，则第相祖袭而已。厥后世之学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湮没弗白；或事迹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因为立传，以垂于世：此小传、家传、外传之例也。西山云：“史迁作孟荀传，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诸子。此体之变，可以为法。”步里客谈又云：“范史黄宪传，盖无事迹，直以语言模写其形容体段，此为最妙。”繇是观之，传之行迹，固系其人；至于辞之善否，则又系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颖传》，迂斋谓以文滑稽，而又变体之变者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为记之属。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

……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条解释“传记”与“传记文学”为：

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条说：

传记文学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它以各种书面的、口头的、形象化的材料和回忆为依据，用文学再现作者本人或他人的生平。^[4]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给“传记文学”下定义为：

它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5]

以上是不同历史时期，学者及工具书对“传”“传记”“传记文学”下的各种不同定义。由于汉语单音节词可以单独表意的特点，“传”与“传记”均可看做是一个属概念，包括文学和史学两个范畴中的人物传记。今人所定义之“传记文学”是一个种概念，是“传”或“传记”中，具有真实性、再现传主相对完整的生平并着意表现其个性，同时具有艺术性。是否具有“艺术性”是区分历史传记和“传记文学”的根本标准。按照这样的理解，《毛颖传》这类不具有“传记文学”中人物“真实性”特征的“假传”作品恐怕要被排除在“传记文学”之外。然而，“假传”作品的人物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其写作格式、作品用语、语言笔法都是完全模仿传记文学，并深得以《史记》为典范的“传记文学”的精髓，其有些创作，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升堂入室的程度”^[6]，似乎又不能将其完全排除在“传记文学”之外，所以，对这样的作品进行严格界定是十分困难的。笔者以为，文学研究不必十分拘泥于概念的区分，对于研究者而言，文学分类本身是为了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解读作品，从而认识作品的价值。将“假传”体置于传记文学的整体参照下，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分析把握该文体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呈现的独特文学价值。

二、传记文学的分类

对于传记文学的分类，尚未形成定论。为便于对“假传”体进行研究，本书沿用目前学界通行的看法^[7]，根据传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将古代传记文学分为五类：其一是史传文学，主要指纪传体史书中具有较强文学性强人物传记，如《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部分。其二是杂传，主要指单独成书的类传。这类作品有的按人品归类立传，如《列女传》；有的按照身份归类立传，如《高僧传》《唐才人传》。其三是散传，指不单独成书，以单篇流行，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包括传状、碑文、墓志铭、自序等作品。其四是专传，指单独成书的篇幅较长的单人传记，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五是传记体小说。韩兆琦先生将《长恨传》《赵飞燕传》《李师师传》等半传记半小说的作品，以及韩愈《毛颖传》等“假传”类带有浓郁传记文学性质的作品及文类归入传记小说类中。

三、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

1.先秦——古代传记文学的雏形期

传记文学来源于历史，“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8]可以说，历史是中国以文字记载的最早最发达的学科。从西周到战国时代，是古代传记文学由萌芽发展为雏形。《尚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史学著作，其中已有了一些文学笔法，如《牧誓》是周武王率兵伐纣时作战前动员的誓辞演说，篇中有对周武王形象描写的片段，“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旌以麾……”已经蕴含了朦胧的写人意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以纲目式的记载，极其精简的文字记录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虽然其笔法几乎没有什么描写成分，但是它寓褒贬于记事“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诗经》中《生民》《公刘》等歌颂周部族祖先英雄事迹的歌谣，以每首诗集中写一个人物，可以看出一定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虽然人物描写十分简单，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商与春秋时代，已经有了一定的写人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尚处胚胎状态。

战国时代是中国史学大发展的时期，这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使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而且这也是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年代，一些君王、将帅、谋臣、策士在历史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历史散文著作中孕育了史传文学的雏形。这些作品，在事件、场面描写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说平，而且对于人物描写刻画也日益重视，已经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刻画，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后世传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好了思想与写作技巧的各种准备。

2.两汉——古代传记文学的诞生与辉煌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说其特殊，是因为它的诞生与辉煌是同步的。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形成了封建大一统局面，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也为全面总结先秦以来的历史文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司马迁顺应时代的要求，写出了旷世巨著《史记》，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记文学的肇始。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说：“按字书曰：‘传者，传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9]清代赵翼在《廿史札记》中说：“古书凡是记事、理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即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近人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说：“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中国自太史公（司马子长生于汉景帝时，当在西历纪元前一四五年前后）作《史记》后才有列传一体。释文，传，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所以中国以传记文学要求其始祖，只能推司马迁为嚆矢。”《史记》中包含了百余独立成篇的人物传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史记》宣告了中国传记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史记》不仅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在世界传记文学史上也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0]《史记》之后的《汉书》是另一部传记文学中的杰作。《汉书》继承了《史记》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优良传统，包含了许多描写人物的精彩篇章。当然班固较司马迁更深地受封建正统观念影响，其人物传记的思想社会批判锋芒已经较《史记》大为减弱。但这没有影响到《汉书》作为为我国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创者，与《史记》一起被后世历代奉为“正史”的楷模。由于这些记载人物的篇章都是包容在“正史”的纪传中，所以称之为“史传文学”。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书》与《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有着巨大的差别。“如果说《史记》更像一首诗，更像一部小说，那么《汉书》则是更像一部史，更像一部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到了班固那里，历史和文学开始分家了。”^[11]

3.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传记文学的转向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脱离史学与哲学走向自觉的时期。介于史学与文学交界的传记文学也面临着新的转向。一方面，前代取得辉煌成就的“史传文学”的创作出现下落的局面，但其影响力并未消失。这种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业已形成的史传传统对“传记文学”其他体裁形式起到的摹本典范作用。在另一方面“杂传”“家传”“散传”等传记散文创作纷起，占据了“传记文学”的大部分。

这个时期，出现了《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正史史学著作，其中的史传数量较汉代大大增加了，然而其文学成就却大幅度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正史写作更多的是为了迎合统治者树碑立传的要求，与《史记》以来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背道而驰，批判、揭露的成分少了，歌功、粉饰的成分却大大增多了，除《三国志》《后汉书》略有可取外，其他正史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学价值较之前代更是等而下之。与正史史传创作的下落相反，史书以外的杂体传记创作呈现风出并见、异军突起的态势。这个时期的散传、杂传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包括亡书在内合计219种，清人章宗源补该期杂传书目184种，姚振宗补35种，说明其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此外，《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以及《水经注》中都有杂传被征引。箫梁阮孝绪注《七录》，在“七录目录”的“记传录”中立有“杂传部”。此时杂传、散传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史学著作中的传记，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文坛。史传以外的其他传记创作的繁荣，其原因，首先与魏晋时期士大夫的个体意识空前自觉，自我意识得到强化有关。他们开始注意对个人价值进行重新认定，为自己立传，为亲友、同僚立传风行。其次，魏晋时期实行的“乡举里选”制度，形成了一股乐于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第三，汉代经学的独尊地位在魏晋时期受到战乱的冲击，在文人士大夫中，通过史学和传记表达之际的志趣或社会理想的风气抬头。第四，曹魏时期开始实行的官员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造成了官员选用只注重门第而不讲求才学，一些门阀大家，为夸耀自家的门第与人才而注重家传的写作。第五，魏晋时期佛教兴盛，促进了僧尼传的大量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杂传、散传纷起繁荣，就散传来说，体裁形式上大致有传状、碑志、自传等。这些杂体传记在体制上承接《史记》的列传，但具有不同于正史传记的新的意义，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唐宋的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4.唐宋——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与提高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提高期。唐代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正史修撰，完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这些传记由于其官修性质，此外又是集体撰写，因而作者的个性没有能够得到发挥。总体来说，唐代的正史传记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突出朝代兴亡的历史借鉴，自觉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对历史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日渐淡薄，但这不等于说它们没有文学成就，其中一些篇章人物传记还是具有相当文学艺术价值的。由于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代的官修正史传记更加强调封建伦理纲常，思想多趋保守，僵化。需要提到的是欧阳修在官修《旧五代史》的基础上，修撰了《新五代史》。《新五代史》被誉为深得“《史记》精髓”。这部史书从传记文学的角度上，塑造了一些生动的人物形象，笔调轻灵，渗透着强烈的抒情意味。但从唐宋时期的总体趋势来看，历史传记在传记文学的意义上已经相对低落。

唐宋传记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杂传、散传等杂体传记创作水平和质量的大幅提高上。特别是从中唐以后，在古文运动的倡导和推动下，很多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运用各种传记文学体裁创作人物传记。他们的单篇传记在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大胆追求艺术风格的创新上都与司马迁的《史记》一脉相承，前代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与杰出成就都集中地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唐代，韩愈、柳宗元率先将传记主人转向社会上的普通人，扩大了传记写人的范围，如《张中丞传后叙》《童区传》《种树郭橐驼传》，并在艺术形式从人物塑造、情感抒发、语言创新、体裁革新等方面作了全面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韩愈创作《毛颖传》以及柳宗元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从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上将“假传”文体固定，体现了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大胆尝试与追求。这一内容本文将在后文详细论述。除韩、柳以外的唐人传记文学以碑志体裁较多，其传记内容丰富，富于浓郁的时代特征，写人叙事具有浓重的文学色彩。宋代和唐代的情况相似，传记文学的成就仍主要以散篇传记为主。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其思想深度、社会意义恐怕比唐代还要突出；在文章的体裁风格上也比唐代更具多样化，出现了一批有特色的单篇传记作品。宋代是一个不断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侵袭，积贫积弱的朝代，这一时代的传记文学在内容上有不少爱国进步思想；受士人文化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更加追求韵味。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苏轼的《方山子传》代表了宋代传记文学思想艺术取得的成就。此外，宋代的碑文、墓志铭等成就亦相当可观，如王安石共写了墓志铭、墓表115篇。宋代还出现了一种长篇行状，苏轼《司马温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等是其中的代表，这是对行状体传记的一大发展。总之，唐宋时期的单篇传记在内容和形式上已经成为传记文学的主流。

元代政权存续时间较短，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作品较少。从作品的体裁形式看，与唐宋区别不大，以传记文学以文人散传为主，而散传中又以传统的墓志铭碑文为最多。

5.明清——古代传记文学的继进

明代是中国古代封建制逐步走向腐朽衰落的时期，而其中又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正史的修著上，明代的《元史》似乎比元代的《宋史》更加缺乏文学性，从传记文学的角度讲已经没有什么新的特色。时代的印记更多地反映在单篇传记文学的创作中，其一，是一些在封建理学框架内，宣扬伦理道德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虽无甚新意，但在艺术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要数宋濂的创作。其二，是一些受专反映封建统治的压制下，知识分子备受压抑的苦闷心态的作品，如高启、方孝孺的传记。其三，是传记文学中出现了突破理学束缚，反映市民观点，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容，如李开先、袁宏道等人的创作。在传记文学的体裁形式上，明代文人更多地倾向于直接写作人物传记。

清代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走向最后衰亡的时期，同时也是学术文化进行全面总结的时期。在正史修撰上，清人修著了《明史》《清史列传》《清史稿》。《明史》是乾隆时期“钦定”“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经多年修著，反复修改，定稿后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叙事简明，其中许多传记都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相当的文学色彩。从文学的角度说，体现清代传记文学主要成就更多的是文人创作的丰富多彩的单篇传记。单篇传记是清代散文的重要门类，体裁丰富，数量众多。与明代相同的是，有许多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内容的假传、碑铭。更加能够体现时代进步思想的是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作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邵长蘅等人的创作。此外，清代最具影响力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传记文则在艺术上以严谨的文章体格、精致的笔法风貌、凝练雅洁的文风代表了清代传记文学的成就。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系统、持续的创作潮流，不仅产生了大量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经典之作；而且从体裁、题材、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古典文学中其他艺术门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假传”就是在古代传记文学的孕育中破茧而出的一种新的文体。韩愈在唐代元和初年创作的《毛颖传》一文便是“假传”体的嚆矢之作。

[1] 按，此处关于“传”与“传记”的考证结论参见陈兰村编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中《中国传记文学的起源》一文。

[2] 一说将胡适1914年编纂《藏晖室札记》中的“传记文学”条目，看作是其最早使用“传记文学”一词的佐证；一说胡适在1930年《书舶庸船序》中正式使用“传记文学”一词。参见卞兆明：《胡适最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时间定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四期。

[3]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312页。

[4]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卷九），第545页。

[5]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5页。

[6] 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页。

[7] 本书参照韩兆琦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和陈兰村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两书对古代传记文学的分类。

[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页。

[9] 徐师曾、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10] 李少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文学评论》，1986年第五期。

[11] 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