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2月底，新学期开始了，正常开课。这学期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老师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学期还开设了外语和其他一些课程。

北大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有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的感觉。其实，从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我们这些敏感的学生就感到不同寻常。1966年三四月份开始系里组织老师带领学生批判所谓“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重点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那本书，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可能叫“白开水最好喝”，那本来是一篇普通的散文，却被批判成含沙射影地说我们国家缺吃少穿。当时就听说北大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斗得很厉害，老师、干部整天开会，感觉可能要出大事。

入学以来，我的右下腹老有痛感，时而轻些，时而重些。到校医院做了检查确诊是慢性阑尾炎，倒不是太重。医生建议我动手术切除算了，因为万一急性发作或肠穿孔就麻烦了。我自己想，高年级同学都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下面该轮到我们年级了，如果到农村真的急性发作，医疗条件不好，会耽误治疗的。于是我同意做手术。1966年5月25日上午，我住进了校医院，准备手术。没想到当天下午，北大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北大的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已拆除，现为大讲堂）的东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北大当时就乱起来了，学生开始游行、贴大字报支持聂元梓等人，并开始批判校长陆平等人。那天我还没有动手术，听说这件事后，就从医院跑了出来，到大饭厅看大字报。很多人都在围观大字报，已经有游行的队伍。到了晚上，华北局和北京市委来人，呼吁同学们要冷静，要注意内外有别（不要被国外利用），大字报要统一贴到学三食堂里面。学校这才暂时平静下来。

5月27日上午，医院给我做切除阑尾的手术。首先在后脊椎里插上针，打上麻药。过了一会儿肚皮就麻了，给我做手术的胡月心大夫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肚皮，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感觉了。接着我觉得他用刀片在我的左下腹割了一个口子（我是半身麻醉，还有些感觉），紧接着我觉得他把我的肠子拉出来找阑尾，很快就割掉了。快做完时医生问我在想什么，说实在的，生平第一次做手术，还是有些紧张，我说我在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医生听完以后哈哈大笑说：“牺牲不了啦！”

6月1日早上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突然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是在医院里听到广播的。过了一会儿，北大校园内沸腾了，学生开始游行，贴大字报。我在医院里也坐不住了，就央求医生给我拆线，我要提前出院。医生拗不过我就给我拆了线，让我出院了。不过医生撂下一句话：“你的刀口还没有完全长好，小心崩开！”

到校园以后，我发现北大彻底乱了。人山人海，游行的，集会喊口号的，贴大字报的，比比皆是。大字报大都写的是拥护毛主席，打倒陆平、彭珮云等，也开始贴党总支书记、系主任的大字报。我当时有些困惑和不理解，因此只是“围观”而已。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革命派与“黑帮”作坚决的斗争，在社论中陆平已经被称为“反党集团”了。后面的几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多篇社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6月3日新北京市委（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撤销职务，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任新市委书记）做出了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第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撤销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第三，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同日，工作组进校。北京各高校的“文化革命化”活动都开始了，出现了混乱局面。为了控制和领导运动的发展，北京市委又陆续向北京各高校派驻了工作组。

经济系也派驻了工作组，组长是铁道部的一位司局级干部，一位副组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是一位比较漂亮的女干部，她在介绍自己的名字时说她叫陆迪仑，是陆平的“陆”，肯尼迪的“迪”，拿破仑的“仑”，引起哄堂大笑。后来了解到她是海军司令苏振华的夫人。

工作组进校后，主要控制失控的局面，引导师生“理性”革命，组织大家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但由于《人民日报》的煽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由于缺乏组织和领导，打砸抢现象已经出现。于是6月18日38楼前出现了“斗鬼台”事件，后被称为“6·18”事件。从6月18日早上开始，各系的学生就把学校的干部、各系的干部和一些老师抓了起来，让他们带上高帽子，挂上“黑帮”的牌子，在校园里游街，然后拉到38楼东门的高台阶上批斗。在38楼的东墙上贴着“斗鬼台”三个大字，两旁贴着“有鬼必斗”“有妖必除”的对联。把干部拉到台上斗的时候，“坐飞机”^[1]、按膀子、揪头发、撕衣服、往脸上涂墨水的动作都有。干部的哭声、尖叫声和台上台下的口号声混杂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那天游街、被批斗的干部和老师有50多位。就连教外语的一位女老师也被拉到台上批斗（据说她有生活作风问题），她的全身被贴满了大字报，衣服被撕破，头破血流。我们系总支书记龚里嘉（女，据说她是陆平的红人）和系主任胡代光还有一位团委的年轻老师也未能幸免。我当时站在台下，不知所措，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我问自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这些事都是高年级同学干的，他们了解情况。事后我去问高年级同学为什么这样干，我说：“这些领导和老师平时不是对咱们挺好的吗？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们？”那些同学说，“你们低年级同学不了解情况，他们这些人罪大恶极。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我们这些做法都是从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学来的”。我一脸困惑，无话可说。

[1] “文化大革命”时批判所谓的反动分子时采用的一种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