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工作组
6月18日晚上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向全校发表了紧急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今天学校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件，一帮别有用心的人和流氓，不通过工作组，就把50多位他们所谓的黑帮分子押到38斋进行批斗，然后弄到街上游街示众。它严重地违反了党和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它的目的是破坏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挑拨工作组与革命师生的关系，背着工作组捣鬼，企图赶走工作组。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假借斗牛鬼蛇神之名，行一切真正的牛鬼蛇神之实，严重地碰坏了这场运动。”
对张承先的讲话反应不一。我认为，工作组维护学校秩序是对的，这样搞运动确实太乱了。但把同学们热情地斗“黑帮”，说成是“别有用心”，打成“反革命事件”确实过了，可能会造成工作组与学生之间的矛盾。
“6·18”以后的一些天，学校稍微平静了些，工作组领导大家学习《毛泽东选集》等著作，要我们理性参加“文化大革命”。从6月1日开始所有的课程都停掉了，所有的老师、学生都参加到运动中来，工作组号召大家勇敢揭发以陆平为首的反革命黑帮。我们是低年级学生，根本不了解情况，也揭发不出什么。我感到有些厌烦，提出应当复课闹革命。我的想法遭到了激进同学的反对。
事情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一张大字报开始的。7月13日，在北大第六食堂的墙上贴出了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人的大字报，题目是《我们对当前运动的看法》，大字报中肯定了工作组的成绩，但更多地表达了对工作组的不满，认为运动中工作组不发动群众，一切由自己包办。工作组规定的“四不准”（不准串联，不准公开贴大字报，不准随便揪斗黑帮分子，不准外校、外单位随便来北大串联）限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北大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这种局面必须迅速改变。这张大字报在北大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从那时起北大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7月19日晚，聂元梓在38楼东侧发表讲演，围了好多人听，我也在场。聂元梓在讲演中列数了工作组进校一个多月来犯下的种种错误（尤其是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必须彻底整顿！听了聂元梓的讲话，我糊涂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中央有人授意她来讲话的。
7月20日晚，在大饭厅（现在的百年讲堂）东侧，一群北大附中的中学生也在讲演，他们呼吁革命师生团结起来，打倒黑帮，赶走工作组。他们唱了一首歌，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打黑帮》歌：“拿起笔做刀枪，团结起来打黑帮，革命师生上战场，文化革命当闯将。”为首的中学生的名字叫宫小吉和彭小蒙。他们的讲演还是很有煽动性的。
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是康生、江青）开始直接插手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7月22日，全校师生都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我那天值班没有去游行。突然有人告诉我中央领导到北大看大字报来了，就在大饭厅附近，我赶紧跑过去，但首长已经离去，我没有看到，一问才知道是陈伯达和江青来过。
7月23日晚7点多钟，有人告诉我，陈伯达和江青又来了，就在燕南园。我赶紧跑到燕南园，当时已经是人山人海，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人接电线，有人搬桌子、接麦克风。江青首先讲话，她说：“革命的同志们！我跟陈伯达是来当小学生的，我是跟他一块儿来听大家意见的。”她还说：“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啦！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起！”接着陈伯达讲话，由于他讲的是闽南话，我们都听不懂，因此有人当翻译。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讲的话，我完全同意”，他也说自己是来当小学生的：“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有曲折的，是会有反复的。6月18日之前和6月18日之后，以及最近几天，北大就有一些反复行为。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斗争是曲折的，但是斗争总是会胜利的。”他们走时，江青一边上车一边挥手，并用激动的声音说：“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人们激动起来了，毛主席的夫人亲自来看我们了，多么幸福！有人把帽子抛向空中，甚至把人抬起来抛向空中。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那么激动，因为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中央领导直接在北大召开了几次辩论会，讨论工作组错误的性质，以及要不要撤销工作组的问题。
7月25日晚7点，在北大东操场，来了很多中央首长，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还有刘志坚（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李雪峰（北京新市委书记）和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由江青主持会议，拥护和反对工作组的同学都可以上台发言（按递条子的顺序）。反对工作组的人占了大多数，也有个别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发了言。中央文革小组显然是有倾向性的，听了反对工作组同学的发言后热烈鼓掌，而听到拥护工作组同学的发言后则面露不满之色，康生表现得尤其明显。他说：“比如说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康生竟把中央的矛盾暴露在广大师生面前。
会议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雨越下越大，有人给江青拿来一把伞，江青一把推开说：“谢谢大家！我没有那么娇嫩，今晚就是要同你们一道经风雨！”引得台下同学一阵感动，有雨具的同学索性也都收起来。会议开到11点多钟。回到宿舍后，脱下衣裤竟然拧出半盆子水！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继续组织北大师生进行辩论。来的人很多，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朱德委员长和王任重也来了，还来了很多外校的师生，整个东操场被挤得满满的。辩论会由陈伯达主持，集中辩论三个问题：一是“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还是反革命事件；二是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三是北大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如何搞。
辩论很激烈，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是批判工作组的，但也有为工作组辩护的。当听到为工作组辩护的人的发言后，江青、康生等人都满脸不悦。看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倾向性很明显。
陈伯达说：“对待北大工作组的态度，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他建议，撤销张承先工作组，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
康生成了会议的主角。他除了同意陈伯达的建议，还用很长的时间讲了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是“群众运动”。
会上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作了检讨。
会上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江青竟然把家里的事情在万人大会上说出来了，她说，“中文系有个坏家伙张少华（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后改名邵华，与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结婚，生子毛新宇），他们母女趁我家岸青有病，把魔爪伸到我家里来了！”她还说：“张少华竟然成了张承先的依靠对象，你们说张承先工作组反动不反动！？我们绝对不接受张少华成为我们的儿媳妇！”江青的讲话引起台下一阵怒吼：把张承先揪出来示众！有些人马上动身去抓张少华（据说没有抓到，张本人是高干子女，被周总理保护起来了）。听到这样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震惊了，在这种严肃的场合，江青怎么能把毛主席家的私事说出来呢？这不是给毛主席丢脸吗？我甚至认为，江青的水平太低了，毛主席不应当让她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我后来对江青的印象一直不好。
在这次会上，江青还点了历史系青年教员郝斌的名字，说他迫害李讷（李讷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作为一年级的学生我们不了解情况，后来听说李讷和郝斌在同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工作，只是对一些问题有些不同意见而已。郝斌被江青点名后，就被抓起来了，关进劳改大院进行批斗。被关的时间竟然长达10年，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出来。后来当过北大党委副书记。他曾写了一本书《流水何曾洗清白》，述说这段历史，写得很真切，也很感人。他送给我一本书，我看后写了一首词《定风波·国殇》送给他，在诗中我鞭笞了“文化大革命”的荒唐。
8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东操场召开批判张承先工作组反动路线大会。
先由张承先作检讨。张承先战战兢兢地照着稿子念检讨，还没说几句讲稿就被人抢下撕得粉碎。张顿时惊慌失措，哆里哆嗦，不知如何检讨了。台下不断喊口号：张承先必须交代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张承先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这时康生说再让他检讨下去是浪费时间：“还是让他站在一旁，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于是张承先被轰到台的一角，低头弯腰接受批判。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后来宫小吉、彭小蒙等人索性用皮鞭抽打他。我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合适的，但“中央领导”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表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台下有了反对的声音。康生念了有人递上来的一张条子，条子上写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是会脱离群众的！”康生念完条子还没来得及说话，江青猛地抓住麦克风说：“有种的！站出来！我们不怕！”我当时无法判断条子写得对不对，但很佩服写条子的人的勇敢行为，而对江青、康生歇斯底里的行为非常反感！接着，康生讲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背景、“5·16”通知的出台，透露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在他和曹轶欧（康生的夫人）授意下写的，是他向毛主席报告后广播和发表的。从康生的话语中我已经感觉到中央内部有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