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犹主义

犹太人似乎从初民时期起就注定遭受迫害和苦难。根据《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埃及的法老曾计划一举消灭犹太人，但未得逞；又据《圣经》中的《以斯帖书》，波斯的哈曼也曾有类似的阴谋。虽然这些记载缺乏历史的佐证，但仍可以作为反犹主义最早的记录。古代犹太人在失去自己的祖国后，便向世界各地流散。在流散的过程当中，犹太人深受客地民族的歧视、诽谤、排挤、驱逐、迫害和杀戮；或在整体上作为一个族群备受文化、宗教和种族意义上的仇恨和攻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一部犹太民族的流散史，就是一部反犹主义的历史。反犹主义是犹太人历史上一种恒定的生存压力，也是西方历史上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历史文化现象。犹太人由于自身的区别性特征，其民族性在非犹太民族心目中很大限度上已经固化。犹太人在巨大的历史惯性的冲击下，陷入到一个观念性的悲剧之中：犹太人被认为从本质上、历史上、种族上、自然属性上就是一个能力低下、邪恶、不应与之交往、理应受到谴责或一系列迫害的劣等民族。“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资产者，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对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他们是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犹太人遭受的这种观念性的悲剧并没有因为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开明时代而减弱或消歇。相反，反犹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得到了开明时代许多伟大思想家的支持和强化。希腊化运动、基督神学的中兴、人文主义、启蒙理性、资产阶级的上升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无论怎样标榜前卫、超越、进步和文明，都没有在反犹主义的观念问题上做出根本的让步和修正。事实上，反犹主义最初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反犹主义逐渐积淀为一种普遍性的定势的文化思维，仿佛是反犹分子身上与生俱来就有的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即犹太人就是坏的、邪恶的、理应铲除的。甚至，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或是在犹太人比例极小的地方，反犹主义也同样存在。正如萨特认为，反犹主义的核心并非产生于与犹太人有关的历史，而是来源于那种认为历史的力量为了自身而创造犹太人的观念。他强调，导致一个人憎恨犹太人的原因并不在于哪个反犹人士与犹太人之间的个人接触，而是在于他用自己头脑中那种抽象的犹太人的观念来分析自身失败的倾向。反犹主义抽象的观念外壳虽历经千古而不变，并且与世推移。

在古代犹太人亡国之后的欧洲历史上，犹太人除了宗教文化与非犹太民族有冲突之外，犹太人几乎没有与其他民族形成实质的和有形的对抗和战争。犹太人虽身处逆境和苦难，但总是以他们的犹太教信仰来安慰甚至是麻醉自己，万般无奈的时候也只是以死来相争，很少揭竿而起进行武力斗争。历史上犹太人反抗异族统治的武装起义的壮举在犹太人亡国之后的千年流散中几乎没有再出现过。对于这样一个在千年流散中仅仅为追求生存合法性的民族，历史却无情地虐待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玩着戏法变着花样来虐待他们。虽然，整个欧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犹太人的生存表示过某种关注和改善，但是这些“小善”掩盖不了主流反犹主义的“大恶”。更何况，善举的背后充斥着庸俗目的和险恶用心：即利用犹太人的超群的金融才干或是机会主义的“以犹治犹”，或是某些统治阶级罕见的恻隐之心和追求太平盛世的王朝大梦使然。“虐犹狂”手上的火炬一代传给另一代，照亮了历史黑暗隧道中最龌龊的人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反犹和灭犹成了历史使命甚至是时代主题，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丑恶、最黑暗、最难以启齿的一页。如果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果真是桀骜不驯，杀伐征战的话，那么，他们遭受虐待和虐杀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在流散中仅仅是为了求得生存，从来没有像样的政治要求，也根本没有威胁到其他民族的根本利益，即使经营放贷和高利贷这样的经济行为也是迫不得已。更何况，犹太人虽然在近代以来形成过富有阶层，还出现过宫廷犹太人，被客居地的统治阶级当做过金融顾问，部分成为跻身上流社会的金融掮客，并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贵族阶层或极少部分成为贵族阶层，但是犹太人从来没有形成过成型的政治力量，更没有可能过问政治的机会，更不用谈染指政治的可能性。一个被虢夺了政治权利的无国籍的流浪民族，根本无法培育政治意识和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剩下的就是对政治的冷漠和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与生俱来就有的自我防卫，但求生存的意识。然而，就连这种简单的生存要求也很难得到满足。反犹主义就像幽灵一样跟随着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千年的梦魇。

事实上，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一开始就是一种因信仰差异而形成的单向的敌视和仇恨，本来可以通过谅解和宽容来消除的。但是，由于历史上初民时代的蒙昧和偏执，反犹主义在狭隘的教义冲突中逐步演化成为一种千年传承的野蛮宰制。从一开始，犹太人便作为一个族群遭受野蛮的驱逐。一方面，在十字军的屠刀下，犹太人遭到“异教徒”的无情杀戮；另一方面，由于教义上的歧异，犹太人被基督徒妖魔化。从宿主亵渎罪到血祭诽谤，犹太人成了迫害基督徒、谋害耶稣的罪魁祸首。又从黑死病的引起者到敲骨吸髓的高利贷放债者，犹太人被无情地扭曲为反社会、反人类且唯利是图的另类。从生存空间上封堵犹太人，各种歧视性的标志使犹太人陷落为“隔都”中的“困兽”。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主义的阳光并没有洒落在犹太人身上，相反却强化了新教和犹太教的对立，而启蒙理性却催生了新的反犹主义的上升。虽然，在此期间，也不乏有人呼吁解放犹太人，但这种声音在如磐的黑夜中是如此孱弱，反犹主义还是大行其道，直至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19世纪以来反犹主义发生了现代转型。最终，反犹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恶性膨胀，造成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血淋淋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悲剧。

反犹主义，一言以蔽之，是一种肇端于宗教观念差异，随后被一系列经济、文化、社会因素触发的“原型”偏见性仇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非正常的集体“潜意识”，其持续长度和发生烈度是一般的历史理论无法说明的，因此极具神秘和诡异，甚至不可理喻。任何试图从单方面来解释它都不足以澄清其复杂性。

在很大限度上，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本身就是蕴育反犹主义的根本原因。在历史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发生了必然的难以调和的神学冲突。犹太教在解构了多神崇拜和自然神崇拜之后，与基督教的敌对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众所周知，犹太教孕育了基督教，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基督教从在宗教典籍及一神教学说等方面继承了犹太教。但是，基督教扬弃了犹太教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普世的宗教。基督教认为上帝与犹太教徒所定之约已经失效，上帝另立“新约”以及基督耶稣作为救世主的学说，完全是一种对犹太教教义的颠覆和背叛。况且，基督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为基督徒受难的故事，直接导致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埋下了基督徒仇视犹太人的祸根。从此，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中被定格为迫害和谋杀基督耶稣的凶手。这在《马太福音》中有生动的描述：犹太人力图怂恿罗马巡抚杀害基督耶稣，而残暴的罗马巡抚则被弱化为一个优柔寡断、受犹太人所左右的形象。可见，犹太人从此不幸背上了沉重的“黑锅”。

在基督教的文化世界中，犹太人和犹太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们的所指是“邪恶的异教徒”。这种文化所指在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放大。基督教越是变得流行，作为敌对的“犹太人”和“犹太教”便越是被视为“恶”的化身和“恶”的代名词。两种宗教原本相生相形，却无从相互宽容。基督教对犹太教的“弑母情结”是一个注定要发生的悲剧。悠悠千年的流散，其实就是犹太人客居他乡的时代。犹太人的“客民”身份，是造成反犹主义愈演愈烈的另一个因素。客民地位的无根性，决定了犹太人在政治权利上的真空状态。但是，犹太人的客居绝对不是牧歌加大篷车式的吉普赛人式的流浪。犹太人在流散的过程中一边践行对犹太教的恪守，一边积极投身生活质量的改善。财富成了犹太人追求的重要目标，成为马克思所谓的“犹太人的世俗的上帝”。敛财的技巧和本领与犹太人的生存本能并行不悖。因为，如果连赚钱敛财的本领都没有了，犹太人用以赎取“客民”身份得到宗主的“保护”的可能性就会丧失殆尽。

毫无疑问，犹太人理财天才的彰显，既是环境所迫，也是其民族优点的集中体现。与之相应，犹太人从事了高利贷放贷这种原始的金融形式，奠定现代金融业的雏形。职业的需要养成了精打细算、唯利是图的倾向广为世人所诟病。随后，在犹太人成为金融家之后，部分精英游走于宫廷之间，在欧陆大地上合纵连横，平衡诸国的金融关系。这样，犹太人的地位空前提高，犹太人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跻身于贵族阶层。但犹太人作为贵族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这其实已经隐藏了莫大的祸害。“剥削和压迫都不是他们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为谁也不理解无功为何受禄。当犹太人同样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物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富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缺失，反犹主义似乎更加顺理成章。“迫害无权的或失权的群体也许是一幅令人不快的景象，但是这不仅仅产生于人类的卑劣行为。认识到权力应有的作用和广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视那些无权却有钱的人。即使剥削和压迫都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唯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和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

反犹主义的内在发生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必然性之中蕴涵着偶然性，偶然性往往充当了历史的助推器。反犹主义基本的内在因素除了神学冲突和政治权力缺失之外，还存在一系列的偶然因素，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甚至是心理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在很大限度上被人认同、追捧、仿效，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会遭到嫉妒、怨恨和仇视。犹太民族由于自身超强的理财能力、出色的金融素质，甚至是卓尔不凡的“特选子民”的心理优势，便决定了整个民族的不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犹太人自我感觉良好，自命不凡，从未把别的民族当做敌人或假想敌人。但是这并不妨碍别的民族把它当做敌人或假想敌人。当其他民族遭遇不幸和失败的时候，犹太人往往作为一个最为容易候选的“宣泄对象”，不管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这好比一个小孩考试不及格，被人质问其原因时，小孩毫不费力找到了自己经常使用的玩具并半带惊喜地说：“是这些玩意耽误了我的功课！”因而很轻松地推脱自己的责任。犹太人承担其他民族失败的罪责就像玩具被指控一样，来得自然和轻松，根本不需要理性的思考。譬如1347年，意大利爆发黑死病——鼠疫，随即波及整个欧洲，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欧洲的统治者找不到病源，治疫无方，老百姓怨声载道。既然政府无力也无法应对，他们就合计把瘟疫的罪责推到犹太人身上，强加给犹太人带来瘟疫甚至是投毒的指控。于是，在“阴谋论”和“天谴论”的双重煽惑下，泛欧洲的反犹主义再次甚嚣尘上，大量犹太人被“合法合理”地屠杀。

“现代心理学家则把反犹主义解释为一种由于紧张或心理不健全而产生的厌恶感，是一种现代民众不安感的投射现象，是那种把自身的不安归结到自身之外某一物体上心理上的必然结果。犹太人作为随时随地都可以归罪的替罪羊能够满足这一偏执狂的基本需要。”更为可悲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犹太人对于指控和迫害只是忍让和默认，很少做出激烈的反应或者反抗；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迫害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上升，直至帝国主义的产生，反犹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应当说，民族主义的产生使得犹太人第一次获得了平等的权利。犹太人在民族国家的“权利平衡”中，他们可以在夹缝中生存。但是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伴随而来的是城市化和资本化的扩展。在此过程中，犹太人又一次充当了替罪羊。保守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受到空前的冲击，其他社会各个阶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犹太人则欢迎这个潮流的到来，这就无形当中把自己推到了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在泛欧洲的现代化浪潮中，传统势力遭到了新兴力量的冲击，旧的体制和旧的观念在新形势下纷纷崩溃，传统的卫道士也一直把仇恨的目光投向支持和积极参与现代化浪潮的犹太人。与此同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很多犹太人加入了这个大潮，所以，犹太人也遭到了资产阶级的嫉恨和仇视。因此，犹太人又一次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当中。更有甚者，犹太人被指责为“生活在一个民族中的又一个民族”。“他们不断发出指责，称犹太人并没有实现社会对他们的希望，也没有结束他们的民族隔离状态。反犹主义者认为犹太人从来就没有毫无保留地与所在国的国民打成一片，而是继续保持着与其他国家犹太人的联系和团结。一些持极端主义的反犹活动人士则认为犹太人中间存在着一个以秘密方式发挥作用的国际领导集团……他们（犹太人）有目的地打入寄居国，然后进行秘密策划，以使将其他民族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期望有朝一日控制整个世界。”反犹分子还散布这样的谣言：犹太人要控制整个人类，所以他们聚敛资本来实现其阴谋。“他们用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伪装自己，向人们反复灌输他们的政治和社会主义，以此导致国家瓦解，民族衰败。”关于犹太人的谣言愈传愈烈，说在犹太人当中存在一个地下的国际领导集团和秘密的拉比大会组织。也就在这个时期，一份伪造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出笼，指控1897年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为犹太人的阴谋集会，旨在制定瓦解基督教文明，建立犹太人治下的世界国家的计划。该议定书还宣称犹太人要采取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就把犹太人置于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的仇视和绞杀之下。但这种谣传和指责很快就不攻自破。

20世纪早期，犹太人度过了一个“安全黄金期”。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的德国纳粹势力的成长，反犹主义又一次掀起了高潮。这时，古老的“种族主义”的论调又沉渣泛起，并且具备了新的形式。“所谓种族主义，是一种认为人们在遗传上的体质特征同个性、智力、文化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从而认为一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优越的理论，这种理论在社会上的表现形式有种族偏见、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等。”德国是一个种族主义渊源久远的民族，日耳曼民族的“高贵血统”——“蓝血”贵族血统在德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一些种族主义论者认为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德国人又是世界上所有雅利安人中最优秀的人种。这些论调在亲德的政治学家张伯伦的著作《19世纪的基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张伯伦）大肆宣扬，正是由于西方的雅利安民族，才有欧洲的伟大，犹太人的原罪在于古代开始犹太民族就是一个企图污染雅利安人纯洁血液的混合人种的反动观点，从而把矛头集中、直接指向犹太人。”在纳粹头子希特勒的深层意识中，犹太人不具备任何建设性的文化力量，纵然犹太人在经商和理财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犹太人的智力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犹太人的最终目的是与其他民族通婚，降低其他民族的人种水平，而本身实现非民族化。通过消灭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并代之以犹太知识分子，从而达到统治这种人种混杂体。所以，希特勒认为，对犹太人进行种族迫害就是要从整个社会和国家中剔除犹太人的有害毒素，维护德国人种的纯洁，弘扬日耳曼民族的世界影响。对犹太人进行种族迫害远甚于宗教迫害，种族迫害对犹太人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人种无法更改，人种迫害不像宗教迫害，宗教迫害还可以通过改宗来获得赦免。种族主义可以说把反犹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难发现，希特勒的反犹的种族主义是和泛日耳曼主义纠结在一起的。泛日耳曼主义主张日耳曼民族统一，即把讲德语的中欧、东欧和低地国家的德语民族统一起来，建立一个泛日耳曼的大德意志民族。泛日耳曼的大德意志民族纯正而团结，是典型的雅利安人的民族。希特勒有着十分强烈的泛德意志的理想，虽然他出生在奥地利，但他本人对德国十分的忠诚和崇拜。建立纯正的泛德意志民族，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铲除犹太人的影响。犹太人被认为是污染和毒害了德意志民族，所以，在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的眼里，犹太人是必须铲除的异类。在这一点上，种族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不谋而合，增强了反犹主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在希特勒的政治实践之中，他带着极强的理想色彩和疯狂的个人意志。他试图改造德国，改造欧洲，改造整个世界。他将自己的个人野心凌驾于整个民族之上。他要求按照自然人种秩序和领袖原则来构建德意志帝国，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现代极权体制。这种体制灌注了极端的现代性野蛮因子。“极权主义竭力排除异质性因素，因此也需要一批贱民阶层来负载极权社会中异质性，供极权主义者打击，以保持主流社会的同一性。”希特勒看中了犹太人作为贱民阶层是顺理成章的。犹太人的政治上的无根性、金融上的垄断性，对整个欧洲秩序，特别对于整个日耳曼世界的秩序，是一种莫大的威胁。犹太人是“内部的外人”，犹太人总是被欧洲主体民族所排斥，这是文化的“律条”；由于犹太人身上的“他性”，以及散居的广泛性，犹太人已经使得整个欧洲堕落，破坏了欧洲文化中被公认的优越和可以信赖的部分，消除犹太人成为欧洲社会中最为急切的任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希特勒自命不凡，认为消除犹太人的责任责无旁贷地历史性地落在自己的肩上。反犹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追求同一性当中辐射出来的野蛮性的总体爆发。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的野蛮宰制，有着清晰的政治目的。极权主义体制痛恨民主自由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希特勒认为，现代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驱，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犹太人斗争的最终目的不仅在经济上奴役世界，而且在政治上奴役世界，当犹太人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战胜各国人民的时候，犹太人的王冠便是人类死亡的十字架。消灭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打上“犹太学说”，然后利用反犹主义来根除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希特勒便把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问题交织在一起，污蔑马克思主义为“国际犹太财团”的学说。因此，只有灭绝犹太人种，才能铲除共产主义，因为信仰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是对德意志人民进行集体迫害的一种政权，德国国内的“十一月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浪潮之一。这样，他为一战德国战败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原因归咎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从而极大地煽动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他的政治野心的扩张奠定了舆论基础。毫无疑问，反犹主义与极权主义政治意图的嫁接，强化了希特勒反犹和灭犹的决心。

众所周知，随着希特勒的政治野心的急剧膨胀，反犹主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从破坏犹太人的经济行为出发，进而破坏犹太人的宗教场所，限制犹太人的工作，再到逮捕犹太人，驱逐犹太人，建立集中营，直至惨绝人寰的“最后解决方案”——大批屠杀犹太人，致使600万名犹太人在二战中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