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坛变革与王学演化

1. 唐宋派与阳明心学

嘉靖、隆庆是明代学术转变的关键时期，阳明心学的演变乃引起学风转移一大关捩，《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四《雅述提要》云：“盖弘、正以前之学者，惟以笃实为宗。至正、嘉之间，乃始师心求异。”《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云：“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在王学“师心”之论鼓动下，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在文学领域推毂与七子复古相异的诗歌潮流。唐宋派与阳明心学渊源颇深，黄宗羲称唐顺之学术“得之龙溪（王畿）者为多”^[1]。《明书·王慎中传》载唐顺之语：“吾学问得之龙溪，文字得之遵岩。”^[2]郎瑛《七修续稿》卷三亦载：“唐荆川顺之尝言：‘予时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岩，经义得之季彭山，道义得之罗念庵。’此亦无常师之意欤？”方山，南中王学传人薛应旂；彭山，阳明门人季本；念庵，江右王学传人罗洪先。郎瑛称唐顺之学无常师，实际上唐顺之的表白正说明了师承王门。王慎中、茅坤既受唐顺之影响，又与阳明弟子结下深谊。茅坤主张“因心成文”，《复唐荆川司谏书》提出“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3]。唐顺之晚年倡导“本色”说，《又与洪方洲书》：“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见真面目，瑕瑜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4]《答皇甫百泉郎中》：“其为诗也，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然者。”^[5]“师心”和“本色”之论体现了唐宋派的文学观，及其与王学的密切联系^[6]。

2. 徐渭、汤显祖、李贽与王学分化

阳明门人继承师说，悟见不同，各立宗旨。阳明学传承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分化出越中、江右、闽粤等学脉，其中江右、越中、泰州王学为三大支流，德清许孚远说：“姚江之派复分为三，吉州（邹守益一派）仅守其传；淮南（王艮一派）亢而高之；山阴（王畿、钱德洪一派）圆而通之。”^[7]黄宗羲更详而论之：“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8]王学演化对明中、后叶之交的文学和学术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徐渭、汤显祖、李贽的文学与思想就体现了这一学术分化的历史作用。

徐渭和汤显祖向来被称作诗坛上踔厉而立、不为复古牢笼的作者，二人之间文学兴趣亦略呈差异，这与其置身的区域学术、文学环境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一）徐渭与越中王学。季本“所为诗文至多，期于适意明道”^[9]，王畿宗法自然，倡“天然节奏”，“不落些子格数”^[10]。徐渭为季本、王畿高弟子，得其论学和赋诗作文之旨。经二人介绍，徐渭结识唐顺之，后在自撰《畸谱》中也把唐顺之列入师类交友。徐渭之诗师心自尚，崇“本色”、“天成”，可以说承续并发展了季本、王畿及唐顺之的文学思想。

（二）汤显祖与江右王学。宋、元以来，江西号称理窟，文学与理学结合日益密切。汤显祖说江西有诗，吴人厌其“理致”，吴中有诗，江西厌其“风流”。黄宗羲认为，吴与弼倡道江西，孕育了后来大盛的阳明学。明中叶以后，江西士子祈慕阳明学，永丰聂豹为阳明亲炙弟子，吉水罗洪先虽未及阳明之门，但服膺王学，结交王门高足钱德洪、王畿、邹守益，就学术宗旨言，他和聂豹被称作“归寂”派。继之而起的南城罗汝芳俨然江右王学一代宗师，与王畿并称“二溪”。汤显祖从学罗汝芳，认为江西士子不惟崇尚理学，而且不囿师说，善于变化，故能成其大，成其独致，于阳明学多有发明，《揽秀楼文选序》中说：“况吾江以西，固名理地也。故真有才者，原理以定常，适法以尽变。常不定不可以定品，变不尽不可以尽才。才不可强而致也，品不可功力而求。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11]显祖接受罗汝芳“赤子之心”的学说，认为性、理之分合在情，性无善恶，至情能合性、理为一，此情可求于“率性”，如不可得，求之狂狷。他论诗提出“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2]论文强调“自然之文”，《合奇序》：“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尽管汤显祖一生诗文观存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但他的“有情”说是以“情生诗歌”和“自然之文”为其核心内容的。

（三）李贽与泰州王学。王艮倡学泰州，以“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之论逾越阳明师门。泰州学人反复印证良知之学，根据自我身心实践，鼓扬“率性”，学说带上鲜明的自然人性论色彩。明末清初的士子对此不仅看得真切，而且驳诘甚厉，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之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13]黄宗羲特别指出心隐辈叛离“名教”，为士林大害。然而，不拘名教理法，到底有多大危害？显然，他的评判准绳不尽值得赞同。何心隐并非如所诃责，他和大多数泰州学人一样严于修己，正如李贽《何心隐论》所说：“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14]

从王心斋到颜山农、何心隐，再到李贽，泰州王学演化至“即佛即圣，非儒非禅”（袁宏道语）的“异学”阶段，嵇文甫称之狂禅派：“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15]李贽标举“绝假纯真”的“童心”^[16]，论诗宣导合于自然的性情，如“盖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性情自然之谓也。”^[17]

3. 阳明学人诗由“击壤”体到“性灵”诗的转变

宋代理学家探求“穷理尽性至命”之学，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朱熹、张载多有诗作，宋末金履祥编《濂洛风雅》，收理学家诗四十八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邵雍、朱熹集学人诗大成（邵诗被称作“击壤”体，或邵康节体），将理视作“本源”，如邵雍称“情之溺人也甚于水”^[18]，朱熹谓“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19]，其诗多阐发道学观念和人生哲理，体写悟道的快感与超越。

宋元而后，擅长诗文的文人愈来愈多地参与学术运动，而学者多好诗文。黄百家曾指出：“金华之学自白云（理学家许谦，号白云山人）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20]阳明心学创立，学术“多流而为文人”的现象亦为突出。

王阳明喜爱声诗，今人编《王阳明全集》，录诗五百七十六首^[21]，所遗甚多。江盈科指出阳明诗颇具“理学”气息：“王阳明先生诗，已入理学派头，不在诗人之列。曾记其《咏傀儡》一诗云：‘到处逢人是戏场，何须傀儡夜登堂？浮华过眼三更促，名利牵人一线长。稚子自应相诧说，矮人亦复浪悲伤。本来面目还谁识？且向灯前学楚狂。’如此咏物，不着色相，非高手不能。”^[22]王学传人王畿、罗汝芳、孙应鳌、胡直、王襞、焦竑、周汝登、陶望龄，诗歌俱不同程度地染指“击壤”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之学与程朱理学差异明显，并且王畿、王艮等人时时“不满师说”，沿着“顿悟直截”和“率性而行”之路，论学赋诗自具品格。他们不同意宋儒拒绝情事和“作文害道”说法，寻求“自然之文”，宣导合于自然性情的“性灵”。简而言之，王学演化引起了明代学人诗由“击壤”体向“性灵”诗的变革。

万历中叶，陶望龄序罗汝芳诗集，论析阳明学人诗旨，其说颇具认识意义，《明德先生诗集序》云：“泰州王先生（艮）尝言学乐之旨，学者多诵之。然此非泰州之言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称诗与乐者，奚物哉？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与舒，日月与明，百物与昌，若衅浴囚系而游之庄馗，抉重翳而昭白昼者，此之谓不韵之真诗，无声之大乐乎！真乐难名，而寄名于诗乐，诗即乐也，乐即诗也。趣有深浅，机有生熟，始终条贯。一言而蔽之，学乐而已。白沙子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予谓子美诗即圣矣，譬之犹以甜说蜜者也，尧夫蜜说甜者也。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此难以景物会而言语解也。旴江明德罗先生闻道于泰州之徒，尽超物伪，独游乎天与人偕，顾盼呿欠，微谭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因而兴起者甚众。……或谓伊川击壤率取足胸次，不拘于法，而先生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予曰：……尧夫之趣于诗，诗之外也，其意远，其诗传；先生之趣于诗，诗之内也，诗不必尽传而意为尤远。若其以诗为人，以人为诗，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好而乐之，安而成之，则二先生所同也。诗之工拙，传勿传，置不论已。”^[23]

上序表述的观点主要有四：一是王艮说的“乐”，语出孔子，“乐”是诗的本旨。王艮作《学乐歌》，意在阐明“良知自觉”。“乐”确实不易用确切的语言描述，望龄称大道其融、生机律动即“不韵之诗”，诗即乐，乐即诗，学诗不过是“学乐”而已。二是邵雍、杜甫诗路各异，但在根本上都追求“真乐”，诗不必只有杜诗一家言，学人诗天与人偕、春行雷动，为文坛不可缺少。三是罗汝芳诗歌率取胸次，抒性体道，不废律调和艺术才情，盖诗不必尽归理途，也不必不言理。四是工拙并非诗之旨归，望龄拈出“平实”二字揭示学人诗心，批评文人玩弄辞藻、空疏语言的披风抹月习气。序文总结阳明学人的诗歌经验，从中不难看出公安派“性灵”说的一些要素业已包括在内。

从唐宋派“师心”说、徐渭“本色”说、汤显祖“有情”说、李贽“童心”说及阳明学人诗的变革，可清晰看到在王学演变过程中，一种文学新思潮正逐步形成，其演至万历中叶，遂引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公安派即是取法徐渭，师承李贽，结盟汤显祖，密切交往周汝登、管志道、焦竑，倡立“性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