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畸于人而侔于天——徐渭诗歌艺术精神
1. 徐渭的疯狂与理性
徐渭（1521—1593），字文清，改字文长，山阴诸生。高才不第，靠游幕、卖字画为活。这位和梵高一样富于传奇色彩的才子，一度陷入疯狂，自残自虐，杀妻入狱，撰《畸谱》，自称“畸人”，取《庄子·大宗师》“畸于人而侔于天”之意。
嘉靖四十四年，徐渭在狂病大作中以三寸长的铁钉贯耳。又自椎肾囊，以斧破头骨，血流如注，自虐的手段使人怵目惊心，《海上生华氏序》自纪：“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撞钉没耳窍，而不知痛。逾数旬，疮血迸射，日数合，无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计。人作虮虱形，气断不属。”[24]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及（胡）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引巨锥剚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第二年，徐渭狂病发作，杀妻入狱，囹圄中又多次企图自杀。陶望龄《徐文长三集序》载曰：“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愤懑欲自决，为文自铭其墓。”[25]
据陶望龄所记，徐渭第一次疯狂是由于曾入胡宗宪幕府，胡氏下狱，自惧而发狂，杀妻则出于“为人猜而妒”。然而，徐渭杀妻终是一个谜团，后人敷衍其事编出不少异闻。徐渭不承认时人传言所说他的“残忍”、“多疑”、“妄动”，狱中《上郁心斋》辩驳道：“顷罹内变，纷受浮言，出于忍则入于狂，出于疑则入于矫。但如以为狂，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如以为忍，何不漫加于先弃之妇？如以为多疑而妄动，则杀人伏法岂是轻犯之科？如以为过矫而好奇，则喋血同衾又岂流芳之事？”[26]《抄小集自序》又说：“余夙学为古文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辞而百縻，往来幕中者五年。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遂下狱。”[27]他把杀妻追因至笔祸，而笔祸系指充任胡宗宪记室和李春芳要胁入幕之事。
徐渭青年时期就以才华受到王畿、季本、唐顺之的器重。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侵犯浙东一带，徐渭“知兵，好奇计”[28]，热情参加抗倭斗争。胡宗宪督兵抗倭，欣赏徐渭的文学、军事才能，招为记室。胡氏好名喜功，结依严嵩。徐渭在幕府间撰写大量的贺表、青词，内心深感不安，托病辞归，胡氏遣人频繁催返，使他不得安宁。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失势，胡氏被逮（削籍释还，事稍平，三年后再入狱，瘐毙）。明年，礼部尚书李春芳闻徐渭文名，邀入幕。迫于生计，徐渭来到京城，当了解到李氏目的与胡氏无异时，即辞去，这令李氏大为不满，《畸谱》简略述云：“四十四岁，仲春，辞李氏归。秋，李声怖我复入，尽归其聘，不内以苦之。”超过正常心理负荷的震栗、愤怒、压抑导致他发狂。《抄小集自序》挑明不愿违心作“无聊”的捉刀，胡氏的纠缠是“百辞而百縻”，从“无聊”到“变起闺阁”仍有一段空白，如果补白这段文字，即可加上他与胡宗宪的冲突及李春芳的恫吓。
众多史料说明，“笔祸”是致使徐渭疯狂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徐渭幼年失父，又是庶出，入赘潘氏，琴瑟虽笃，但妻子早逝，尔后婚姻多不幸，接连科场失利，生计困苦，这些都是导致他心理变异的因素[29]。
徐渭的疯狂不难理解，但要作出评价却非易事。一般说来，疯狂是精神病学方面的疾症。不过，如果把它从精神病学领域梳理出来，还可看到另一种意义的疯癫。现代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主张把疯癫与文明放在一起研究，追溯它的发展始点：“我们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疯癫尚属一种未分化的体验，是一种尚未分裂的对区分自身的体验。我们必须从运动轨迹的起点来描述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种形式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从此二者毫不相关，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30]福柯试图描述“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理性”规约将疯癫拒斥于文明之外，然而某一特定时代，“理性”并不绝然代表文明，对抗理性的癫狂，往往以其非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体现文明的意味。徐渭的疯狂不应全归于精神病学上的疾病，其中一部分似乎属于“另一种形式”。
徐渭自纪狂病大作的文字带有神秘色彩，如“予有激于时事，病瘛甚，若有鬼神凭之者”，长钉贯耳，血流如注，久不愈，“每至耳中划划若惊雷”[31]。这描述的大概是幻觉。从医学心理方面来说，徐渭的表现属躁狂症：一种突然发作的神经紧张状态，“就像一件乐器，琴弦紧绷，受到很远很弱的刺激便开始振动。躁狂谵妄就是情感的不停振动造成的”[32]。躁狂症患者多靠直觉感知，易兴奋、激怒，内部记忆活跃，联想急促。那么，时人称徐渭躁狂、疑虑，不无根据。而躁狂症的发生多为心理受到强烈压抑的结果，徐渭的精神压抑主要不是生理方面造成的，更多的原因来自社会环境。徐渭杀妻理所应当受到严厉谴责，但他的疯狂不无特殊的意味。
我们更关注徐渭的“理性”世界。王畿论学主顿悟直截、三教合一，认为良知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范围三教之枢”[33]。徐渭接受此说，也就难怪其论惊世骇俗了，如《园居五记序》：“庄周虽放，亦老子流也。老子非异端，其所陈悉上古之道，与衰周甚殊异。后世学士，不深究其旨，罔为异端耳。”[34]《论中七》：“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国之释也。其于昙也，犹契也，印也，不约而同也。与吾儒并立为二，止此矣，他无可谓道也。”[35]有人怕为禅所缚，徐渭调侃地批评说：“不患落禅，惟患不能禅耳。”[36]
这里反复强调禅宗、老庄的意义，是因为它和儒家相异的思想和思维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坛经》云：“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老庄哲学同样以解构理教的方式，为士人标示出任自然的人生取向。徐渭借助心学、禅宗、老庄的视窗看到个体存在和自然人性，从而更新“理欲”观、“情理”观、“义利”观、“群己”观，如《论中二》：“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二圣人不能强人以纯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圣人之不得已也。至语其得一也，则人也，犹之天也。”《论中三》：“自上古以至今，圣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自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周所谓道在瓦砾，在屎溺，意岂引且触于斯耶？故马医、酱师、治尺箠、洒寸铁而初之者，皆圣人也。”
2. 求真的文论与“颓且放”的创作
徐渭论文学重“本色”，意在求真。关于本色，《文心雕龙·通变》曰：“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认为物非“本色”，不能“复化”，“练青濯绛，必归蓝茜”。《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沧浪诗话》云：“须是本色，须是当行。”其中本色一词，均含本有、本应之意。唐顺之论本色，立论有变，称诗文直据胸臆，如见真面目，即“本色”的“上层”文字。徐渭看法相近，以流自肺腑、率据胸臆为真文字本色，强调“本色”为贵，“相色”为贱[37]，保持了唐顺之“本色”说真实独特的内涵，所不同的是，“减少了道学的色彩与成贤成圣的意识，而以自我表现与自我宣泄为核心”[38]。
徐渭论“本色”着力辨识“真不真”，认为情由天生，真情文字方可传世弥远：“人生堕地，便是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矣。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39]诗人宣导“真我”，必不“设情”为之，“设情”者剿华词、袭格调，不过是干诗之名，他说：“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40]徐渭斥责干诗之名，针对数十年诗坛流弊进行诊断，痛下疗剂：“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41]
“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42]这是徐渭《雪竹》诗第三首。他擅长绘雪竹，郑燮《题画》称文长画雪竹“纯以瘦笔、破笔、燥笔、断笔为之，绝不类竹，然后以淡墨水勾染而出，枝间叶上，罔非雪积，竹之全体，在隐跃间矣”[43]。徐渭《雪竹图》今传世有北京博物馆藏图一轴，纸本墨笔，布局萧疏，浓墨涂抹竹叶，淡墨烘写灰调背景，枝叶上留下大段刺人眼目的空白，象征残雪。冰雪沉埋下的残竹凋摧不堪，寒意油然而生。图中的萧杀寒意和不堪再读的凋残之象与《雪竹》诗境相通。观其画，味其诗，可以感到一股强大张力，产生躁动不安的感觉。雪竹景状，凄冷促魄，展示了徐渭内心的压抑，诗人从中渴望获得宣泄与解脱。
徐渭入狱七年，始回到他一度痛恨、抗争、逃避的世界。重获自由，诗人渐从悲凉的阴影中走出，苦痛当然不易抹去，不过愤世也好，傲世也好，他心境还相当达观。《墨葡萄》图（纸本墨笔），笔墨浓淡相宜，果实饱满，透出自然情韵，题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明珠闲掷野藤中，似乎向世人表明他已经寻到自我人生定位。
万历而后，徐渭诗歌内容、风格、情趣发生显著变化，晚年回顾一生文学道路，作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始女子之来嫁于婿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颦之，步不敢越裾，语不敢见齿，不如是，则以为非女子之态也。迨数十年，长子孙而近妪姥，于是黜朱粉，罢倩颦，横步之所加，莫非问耕织于奴婢，横口之所语，莫非呼鸡豕于圈槽，甚至龋齿而笑，蓬首而搔，盖回视向之所谓态者，真赧然以为妆缀取怜，矫真饰伪之物，而娣姒者犹望其宛宛婴婴也，不亦可叹也哉？渭之学为诗也，矜于昔而颓且放于今也，颇有类于是，其为娣姒哂也多矣。”[44]自述一生诗歌探索心得，可惜清代诗论家尚谈雅正，少有人留意。
徐渭胸中勃然之气不可磨灭，诗不掩性情，哀怨毕呈。如《驴客》：“畜驴无贵贱，驴多不值钱。江南坐诗客，北地背薪还。”《读某愍妇吊集》：“尔辈借将扶世教，妾心元不愿忠臣。”《拟吊苏小墓》：“恨不颠狂如大阮，欠将一哭恸兵闺。”《九流》：“九流渭也落何流，戴发星星一比丘。”侘傺穷愁，走笔如风雨之集，不复讲求法度，袁宏道论其诗具“王者”气象，“如嗔如笑，如水鸣峡”。王思任说他意空一世，诗如“百琲之珠，连贯沓来，无畏之石，针坚立破”，“宁使作我，莫可人知”[45]。
历代诗人吟咏昭君出塞，内容或艳或悲，大抵嘲弄汉帝无能，笑骂毛延寿，感写昭君不幸，抒发愤懑。徐渭《王右参取今日汉宫人二句为韵，作昭君怨十首，次之》十首，自出机杼，其三：“或授别传留公案，嫱自请行或为汉。总归坏秤无准程，须马急时将妾换。”一个“或”字抹去了正史传载人伦懿德的脂粉气，和亲等同“以妾换马”。政治总归是一竿无准程的坏秤，诗人不忍看昭君成为政治牺牲，于是赋予她一个新的自由生命——获得爱情幸福，其四：“已分无缘记守宫，宁期有诏赴和戎。单嬴夜夜无关锁，相伴单于猎火东。”为昭君翻定“公案”，内心压抑稍解。第五首又发出警人一问：“嫁尔呼韩汉天子，赎归蔡琰汉何人？”第九首则嘲骂道：“博得明妃一笑来，家家白粉搽高鼻。”所谓君臣之懿、文物之盛都被这些诗句扯碎了。
明代文学史上，徐渭是为数不多的善骂善谑的作家之一，他的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取材《世说新语》祢衡裸衣击鼓骂曹的故事，其中唱道：“（俺这骂）一句句锋芒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他的诗亦善于借鼓声浇写块垒，如《哀四子诗》之《沈参军》咏被严嵩迫害致死的沈炼：“伏阙两上书，裸裳三弄鼓。”《少年》咏落拓江湖的郑老塾师：“少年定是风流辈，龙泉山下鞲鹰睡。今来老矣恋胡狲，五金一岁无人理。无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欢笑。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肯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诗人“且颓且放”，尤喜以“不经”之言入诗，《咏降龙画》嘲谑世情“自古浑亦假”：“首下尻高来自东，不偕箕帚独飞雄。物情自古浑宜假，莫向人间恼叶公。”万历二十年，即徐渭下世前一年，人们忙着新岁祝福，偃蹇穷困的诗人在《新岁壬辰，连雨雪，十八日老晴，袒而摸虱》中写道：“贺年辞雨雪，向日捉琵琶。”晚境凄凉，数千卷藏书斥卖殆尽，帱莞破旧，不能更换，藉稿而寝，犹然赋诗调侃，《卖书》云：“贝叶千
粟一提，持经换饱笑僧尼”，“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笑中含泪，蕴含无限的人生凄凉。清代四库馆臣称徐渭诗急管繁弦，“流为魔趣”，但徐渭认为诗宜如“冷水浇背”，使人“陡然一惊”。这一认识差异代表了“雅正”和“别调”的不同追求。无疑，没有“冷水浇背”的文学精神，便没有徐渭“王者气”的诗歌艺术。
潦倒民间的天池山人，与村翁老妪作伍，“问耕织”，“呼鸡豕”，诗写人情习见，自然情真。万历四年和万历八年，他破帽毡衣两游京师，足迹曾至宣府，江南清宛和塞北粗犷的民情引起他浓厚兴趣，传于声诗。《边词》二十六首其三：“墙头赤枣杵儿斑，打枣竿长二十拳。塞北红裙争打枣，江南白苎怯穿莲。”其十三：“汉军争看绣
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其十七：“汗血生驹撒手驰，况能妆态学南闺。帓将皂帕穿风去，爱缀银花绰雪飞。”《镜湖竹枝词》三首其二：“越女红裙娇石榴，双双荡桨在中流。憨妆又怕傍人笑，一柄荷花遮满头。”北方女子的泼辣、飒爽，南方女子的秀静、绰约，应声而出，富于生活情态，语言清新质朴，各极其趣。
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在绍兴发现徐渭残稿断编，奉为蓍蔡。陶望龄、钱谦益认为中郎有功于徐渭，望龄《徐文长传》：“文长没数载，有楚人袁宏道中郎来会稽，于望龄斋中见所刻初集，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闻者骇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谭乎！”《列朝诗集小传》：“微中郎，世岂复知有文长？”但黄宗羲《青藤歌》则云：“岂知文章有定价，未及百年见真伪。光芒夜半惊鬼神，即无中郎岂肯坠！”[46]客观上讲，没有宏道，徐渭诗文很可能要长期埋没民间。
徐渭人格存在缺陷，但他踔厉的艺术精神值得赞颂，三袁、陶望龄、王思任、倪元璐、张岱，及清人郑燮、现代的齐白石，或取法其诗文，或习其书画，继承其艺术精神。郑燮刻有“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之私章，童钰题青藤小像诗云：“抵死目中无七子，岂知身后得中郎”，“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