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沈周生活在水乡，四邻乡人除务农外，亦有以捕鱼虾为业者。鱼、虾、贝等素为沈周所喜食。成化十六年（1480）三月二十七日夜，沈周梦到在清溪中叉得一尾白色大鲤鱼，第二天西邻果然捕得一尾鲤鱼，颜色、大小竟皆与梦中肖似。沈周得鱼，惊喜之余，作诗记之（《三月廿七夜梦于清溪中叉一鲤，大而白色，翌旦西邻果叉一鱼，色质与梦中甚肖，异而赋此》）。弘治五年（1492）前后，沈周作《食蛏》诗，从“撱玉容生擿，凝酥怯过燔。着姜相打合，渍酒与温存”句，可知其深谙食蛏之法，且嗜其味。《写生》册其中一开绘有五枚双壳贝类（图1.18），最大的一枚仅余一片壳，肉已被吃去，较小的两枚一微开一半开，半开者可见其肉。这或许就是沈周对某日所食之物的观察与记录吧。

田间的生灵亦带给沈周许多绘画的灵感。飞者如燕、鸠、鸽，走者如鸡、鸭、鹅，游者如鱼、虾、蟹等，皆为沈周观察与描绘的对象。《杏林飞燕图》（图1.19）绘一只燕子栖息于杏花枝上，与《杏花燕子》诗意相合：“杏花初破处，新燕正来时。红雨里飞去，乌衣湿不知。”《鸠声唤雨图》（图1.20）绘侧立于枯枝上的鸠鸟。《花下睡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绘一只大白鹅，眠于一株生长在湖石边的玉簪花旁。上述诸作，在立意、取象上承自宋元花鸟画颇多，如描绘鸠鸟与桃花、杏花等花木之组合的画作，即多见于宋代画史文献^[9]。“鸣鸠唤雨”是宋代诗词中的常见意象：“文书满案惟生睡，梦里鸣鸠唤雨来。”（黄庭坚《谢公择舅分赐茶三首》其二）“鸣鸠唤雨知唤晴，水车夜啼声彻明。”（杨万里《悯旱》）沈周《写意》册中就绘有立于杏花上的鸠鸟（图1.21），从对题诗来看，亦为唤雨主题：“一月厌久雨，科头眠竹楼。枕痕犹未熨，苦苦又啼鸠。”

作于弘治七年（1494）的《写生》册之《白鸽》（图1.22）、《母鸡》、《鸭子》（图1.23）等页，则打破了自宋元以来花鸟画物象的固定组合搭配与构图程式化等倾向。除抛却了背景及情节性描绘外，物象塑造与所用笔墨皆极简。《白鸽》一页，全幅以淡淡的花青色罩染，鸽身处留白，再以细淡的、似有若无的墨线勾勒出鸽身轮廓及脖颈、翅膀处的少许羽毛，鸽头、鸽尾以浓重墨色一点、一抹，从而衬托出鸽身的洁白和羽毛的柔软质感。再来看对母鸡羽毛的呈现：先以较淡的墨色点染，再以较浓重的细笔复写，两次用笔皆干，从而精确传达出鸡身羽毛较鸽子更为蓬松且粗大的感觉。《鸭子》一页，与元代陈琳所绘《溪凫图》（图1.24）中立于水岸边的野鸭形态相似，但略去了对环境及鸭身非关键细节的描绘，用笔更为概括。白鸽、母鸡与鸭子皆取侧立姿态，虽略有不同，但都未与其他物象发生关联，除俯首的母鸡容易令人联想起吃食的情态外，皆没有情节性的展开，亦无深层寓意与诗意。被沈周所观察和捕捉到画面中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家禽在院子里散步或是静立的一个日常瞬间。

缩成一团的猫，亦是如此。猫常见于宋画，往往与儿童或花木等形象一同出现，带有富贵、吉祥等象征寓意^[10]。沈周笔下的猫，并非品种名贵、以外形取胜、用以观赏和取乐的宠物猫，而是家常豢养，用于驱赶、捕捉老鼠的田园猫。喜将身体蜷缩一团，是猫的日常姿态。从主人的视角看去，那弓背匍匐于地上的，就是一只圆形的猫。（图1.25）大约是觉得有趣，故将其绘于纸上，颇可见出沈周对家猫的怜爱之情。沈周还曾在诗中称赞猫对于清除家中鼠患的功劳：

君不见，有猫无鼠初不知，失猫招鼠知猫福。忆昔乌圆状虽小，爪牙棱棱威比屋。堆床图籍任纵横，所贮肴核无不足。劳多饲缺忽他走，浑舍惊呼叵能复。公然黠辈无忌惮，啮案翻盆恣相逐。拥衾夜半憎嘐声，令我不眠百感续……

得享猫福的沈周，对自家的猫颇为喜爱，可惜好景不长，该猫一日不慎丢失，令其十分心痛。苦于老鼠侵扰、夜不能寐的沈周作《失猫行》记之。

《写生》册中还绘有墨驴一只。（图1.26）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驴子多见于行旅题材绘画。在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于画面下方山脚处，绘有四只身驮重物的驴子，由二人一前一后驱赶前行。像沈周这样以独幅画面为驴子写像的，在古代画史中十分罕见。沈周笔下的驴子，侧身而立，驴耳直竖起，嘴巴与鼻孔皆作张开状，驴身重心向后，一蹄向前，似在打鸣。《卧游》册中的水牛（图1.27）与之姿态相似，侧立于山坡上的水牛，一蹄微抬，昂首而行，似乎因为摆脱了牧人的直接控制，故而神情欢脱，憨态可掬。题诗云：“春草平坡雨迹深，徐行斜日入桃林。童儿放手无拘束，调牧于今已得心。”上联写牛于雨后生长着春草的平坡上徐行，下联笔锋一转，写牧童并不着意去牵制牛儿，任其自由行动。尽管画中未出现牧童，观者却可由牛鼻上拖挂着的一条绳索展开联想。沈周对于生灵的观察与描绘，正如其诗中的童儿一般，因已得法于心，故不受外在规则的束缚：

我于蠢动兼生植，弄笔还能窃化机。明月小窗孤坐处，春风满面此心微。

戏笔此册，随物赋形，聊自适闲居饱食之兴。若以画求我，我则在丹青之外矣。（《写生》册沈周题跋。图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