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感到耻辱、受到指责

我的悲伤和马特的死亡受到了他人的指责与评价，这种经历并不特殊，大多数悲痛者都有这样的经历。

当丧恸事件是非正常的、暴力的或者意外发生的时，我们会立刻指出幸存者做错的地方。这种指责的反作用力尤为强烈。他们是如此荒唐愚蠢，要是我，我绝对不会这么做。这样的做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放松大脑，使我们相信借由这种善意，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得到保护。即使不幸发生了（错误不在我们自身），我们也能够坚强地面对。悲痛不会像摧毁他们一样把我们打垮，我们一定会比其他人处理得更好。一切都会好起来。

布琳·布朗发现，指责是一种宣泄痛苦和不快的方式。强烈的悲痛提醒我们，再小心谨慎，生命依旧如此脆弱，他人经历的噩梦接下来就会落到我们身上。这个事实实在令人如鲠在喉。我们必须用某种花哨的策略（或者说思维的暗示）来减轻这种不适感，维持安全感。

有人来到你身边对你说：“你的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事实上他们能够想象。他们的大脑会自动开始想象。身为哺乳动物，从神经生物学上来说，我们是能够互相沟通的。共情产生于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或快乐。获悉他人的痛苦会使我们感同身受。大脑知道我们是彼此相连的。

看到别人痛苦会触发我们的内部反应，让我们非常不适。我们从生理上明白这样的情景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我们关闭了共情的神经中枢。我们拒绝和他人的连接。我们转向评价和指责。

这是一种情绪方面的自我保护本能。

然而，这种行为已经从个人蔓延到全世界。我们会清楚地发现，我们的文化对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暴力已经发展成一种流行病：受害者一定罪有应得。在大规模的自然和人为灾害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2011年日本海啸发生后，有人称这是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报应”。1

即使方式不同、形式不同，面对他人的痛苦，我们的回应也往往是指责：如果坏事发生了，你就要自己承担。

因幸存者的痛苦而指责他们（使其陷入悲痛或使其遭到某种人际暴力），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必要机制。从同情转向诋毁是多么容易。我们总是将焦点快速转移到对责任在谁的辩论上，甚至无法在真实的悲痛中稍作停留。

我们对悲伤的恐惧，以及我们处理悲伤和丧恸的方式，源于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恐惧。我们畏惧的是真正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虽然看到他人的痛苦我们会想到自己，但我们并不希望自己处于那样的境地。

灾难和死亡会引发一定层面上的共情，你会感同身受，并且认识到无论你有多谨慎，这些事都会发生在你或者你爱的人身上。有很多证据表明，在生活中，我们能掌控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讨厌这些证据，竭尽所能、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生活失控。人为地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将那些处在痛苦中的人们放在了分界线错误的一边，而我们永远是正确的。相比于被痛苦摧毁，我们宁愿选择远离痛苦。

责备的文化保护我们的安全。或者说，它使我们相信我们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