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龙山下水师营

在旅顺高家屯靠近海岸的地方，立有一座陈旧的石碑，既没有刻碑人留名，也没有时间落款，但上面刻写的“清代水师营码头遗址”几个大字还清晰可见。碑的阴面有一段文字：

公元1715年至1880年间，清代水师营码头设在蟠龙山麓高家屯，停泊战船十艘。每年水师官兵从这里扬帆起航，沿九公里龙河出海巡哨，南到山东城隍庙，西至辽西菊花岛，经返共一百六十五个春秋。

话虽不多，信息量却很大，把水师营的地理风貌，身世来历，担当职能等等都说清楚了。

如今的水师营是大连市旅顺口区的一个著名小镇。但是在清代之前，它还仅仅是一个只有百十来人的小村庄。清朝初年，朝廷在这里设立了水师营，时间长了，它的名字才慢慢确定了下来，并因其特殊的历史作用而蜚声海外。

在旅顺设立水师，是明朝开创，清朝重启的规制。从明朝万历年间首次设立，到清朝康熙时代重新开始，前前后后断续存在了四百多年，成为旅顺历史上的亮点。

明朝初年，倭寇开始侵扰辽南沿海。辽东巡抚赵楫多次请奏朝廷，倭寇日益猖獗侵扰旅顺、金州一带沿海，使居民不能安稳生活，应在旅顺、金州设置水军，抵御倭寇。明廷很快批准了赵楫的奏请，命他在旅顺组建水军。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在旅顺设立的水师规模不大，军力薄弱，还不足以承担海上防务大任。但是，水师的旗帜已经在旅顺打了起来，这表明中国在明朝初期就开始着手建立海防体系，旅顺因此成为辽东地区的海防中心，其功能除防御倭寇入侵之外，还承担着辽东地区军械粮饷运输储存，以及商贸交通等重要海陆口岸的功能。

到了清朝初年，虽然国势已定，但战事仍不能绝，特别是倭寇海上入侵的乱象久治不灭。清廷认识到，重新建立水师势在必行。于是，清廷将八旗水军列入清代军事编制之中，并逐步在八旗军中设立和完善独立的水师系统。《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奉天旅顺口，于顺治初年设水师营，在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始编营汛”。

在清代，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地区，是作为陪都建制存在的。因为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其战略地位仅次于京城。盛京地区盛产人参和动物皮革等，其经济地位也相当重要，因此，已经入关的满洲权贵对盛京的重视程度依然很高。到了康熙年间，清王朝虽然已显露出盛世景象，但黄、渤海沿岸仍时常遭受倭寇劫掠，仅公元1708年至1717年九年间，关于向朝廷奏报倭寇入侵的奏折数量就达九十多个，倭寇对辽南以及东部沿海的入侵，仍然是严重威胁清王朝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如何维持盛京的安全，一直困扰着康熙皇帝，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但是在清初，统治者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关内，到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康熙在一统台湾，平定三藩之后，才终于将视线转向关外，要集中精力解决东北边疆问题。康熙五十一年，即公元1712年前后，清廷认识到，仅在八旗军中设立水师还远远不够，可在旅顺设立规模较大的水师营，并将辽南海防事务的副将升格为协领。这样，以旅顺为中心的辽南沿海防务就能够得到加强。

那时候，清王朝已经在黑龙江的绥芬河、牡丹江，吉林的延边等地设立了水师，但都属于内河水师，主要任务是防御和反击沙俄对东北的侵扰。并且，这些水军规模小，装备也差。旅顺水师营建制虽然较晚，却是整个东北地区唯一一支独立的外海水师。应当说，在辽南防务中，旅顺水师营的创建是清朝海防建设的重要开端，成为国家海上防御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旅顺水师营的诞生可谓应时应运，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被称为勇猛的“东方海狮”。

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1715年春天，经过两年多筹建，旅顺水师营正式挂牌成立。水师营和水师码头坐落在蟠龙山下高家村的龙河旁，占地五平方公里。中央划分十字大街，东西横向是一条官街，也被叫作长街，协领公署、佐领公署等管理部门都设在这条街上。整个兵营修建营房一千二百多间，分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部。水师营共有水兵六百多人，分左右两哨，每哨三百人。先期配置水师营建制战船十艘，全部停靠在龙河的码头上。

公元1715年3月15日晨，全副武装，挂满龙旗的十艘巡海哨船，披着早春的霞光，编成规整的队形，缓缓驶出水师营码头，沿着旅顺白玉山西侧向南绵延九公里入海的龙河，浩浩荡荡，向海湾方向鱼贯而去，其气势磅礴，场面热烈，不能不让人心潮澎湃。这一天，旅顺人就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成群结队地从十里八村赶来看热闹。人们奔走相告，满心期待在强大水师的保护下，从此可以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后来，旅顺水师规模不断扩大，陆续从山东、浙闽一带调来近三十艘战船，把水师码头排布得满满的。龙河沿岸最壮观的景致不再是令人推崇的蟠龙山，而是威风凛凛的水师码头，停泊在河内码头的几十艘战船，还有岸边排列整齐的水师营舍。

为了提高旅顺水师的地位，强化其功能，清政府将辽南海防事务副将改为协领的同时，设主管协领一人，为从三品，由熟悉水战的汉族军官担任，后又增设满族协领一人。满族八旗军崛起于黑山白水之地，从小骑马射箭，擅于陆路作战，却不习水性、水战，为加强海上防务，不得不从熟悉水战的汉族军官中提拔任用水师督领。由于满汉融合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清廷在放手选用汉族军官的同时，注重培养八旗子弟的水上作战能力，并不断加大海上防务中满族官员的比例。实际上，这也是清廷防备汉族官员，避免旗人完全汉化的一种方式。

旅顺水师营创建之初，军队编制六百余人，除满汉协领各一人外，设佐领一人，左翼一员，右翼一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笔帖式二员，正额委员二员，水师协领六十名，兵员五百六十名；正副航工各十名，水手八十名。为了加强水兵训练，清廷从福建以及浙闽水师调拨教官到旅顺水师营操练水兵。雍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清廷又命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在管理层千总中提拔二十名指挥官，再去兵丁中挑选若干熟悉水师者，到旅顺教习水师官兵。乾隆十年，即公元1745年，清廷对旅顺水师营的巡查、训练等事宜，专门做出若干规定，使水师营的运行更加规范化。至此，旅顺水师营的设立，从兵制、设备、训练，到职能、任务、作战指挥等诸方面，都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体现了当时中国海军建设的水平。稍后，清廷又就旅顺水师营规制做出规定：旅顺水师营隶属于熊岳，由熊岳副都统直接管辖。熊岳副都统要于每年农历二月上旬组织对旅顺水师营的全面校阅，并将校阅情况上报朝廷。同时还规定，旅顺水师每三年由盛京将军校阅一次。通过这些方式，不断推动旅顺水师营的建设与完善，全面提升了水师的战斗力。

清朝旅顺水师营，伴随着海防危机的加深迅速地发展起来。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旅顺水师营增设大型战舰四艘，每艘战舰十五人，共增加水兵六十人。到了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中国和英国间爆发鸦片战争，英国舰队多次经渤海和渤海海峡入侵旅顺、大连湾等海域，直接对盛京和北京构成威胁。这时候，被英国大炮打得如惊弓之鸟的清政府命令熊岳副都统，马上为旅顺水师营招募水兵，增设炮台，增加炮位。为了进一步加强辽南的海上防务，道光二十三年，即公元1843年，清廷将熊岳副都统衙门移于金州，并改称金州副都统衙门，将旅顺水师营正式归属于金州副都统衙门管辖，七百四十名兵员全部编入八旗水师，并由金州副都统节制。咸丰十年，即公元1860年，中国和英国、法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大量舰船侵入旅顺、大连湾和金州海域，整个辽南海防局势更加紧张。为防止帝国主义列强在辽南再燃战火，清廷又为旅顺水师营增加了六艘战舰。时任盛京将军玉明命辽南各海口再增设炮位，增加兵员，以期防守。到了光绪五年，即公元1879年，清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为维护其统治，试图通过加强海防建设来缓解辽东半岛以及闽粤动荡不安之局势。光绪皇帝提议设置海防事宜，并命李鸿章要不惜财力，抓紧为旅顺水师营督造战舰。

清代旅顺八旗水师属于海防水师，其装备主要是清代前期常用的外海战船——赶缯船。这是一种可作军用、商用、渔船等多种用途的船只，具有船体宽大，行驶迅速，不怕风浪，性能良好等特点，清前期曾广泛装备于中国东南沿海水师，并于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正式将这种船确定为沿海制式战船。赶缯船有三种规模，大型赶缯船兵八十名，设排炮四十二杆；中型赶缯船兵六十名，设排炮三十杆；小型赶缯船兵五十名，设排炮二十五杆。《盛京典制备考》记载，旅顺水师营出洋巡防时，设额定战船十只，每年增拨六只，每船派兵丁水手六十名，派官员分三路带领出海巡洋。由此可见，旅顺水师营所配备的是中型赶缯船。为了提高旅顺水师的战斗力，在保障战船性能之外，还配置有各种先进武器。水师所有战船共有攻炮四十九位，战备四十九名，鸟枪六百杆；提心炮三百位，金鼓各条船上十一面，抬枪二十杆；子母炮六十位，藤牌六十面，虎尾炮二十位；火箭八百一十支，牌刀十把，钩镰枪六十杆，喷筒九十个。这样的火力配置，现在看来如同儿戏，而在当时已属上乘。

在清朝辽南海上防务中，旅顺水师营的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初期创建，逐步完善，到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旅顺水师营在抵御倭寇及其他入侵者，防守海口岸线以及海上巡哨缉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旅顺水师营的发展，是建立在清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加剧的大势当中的。到鸦片战争之前，其常设战船和武器装备逐步齐全，兵员素质普遍提高，具有了较强的战斗力。辽东地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尤以旅顺、金州、复州地区为要。强大的水师在此把守，似一把军事利剑，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旅顺、金州、大连湾居于险要的地理位置，港口海路四通八达，各类船只往来不断，成为重要的海上航线。旅顺水师营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保护整个管辖区域的水上安全和海陆畅通。那时候，旅顺水师营建立了严格的巡哨制度，明确规定，水师所属舰船定期在固定的海域巡哨，缉捕海盗，保证航路安全。同时，清廷还规定，旅顺水师与山东绿营水师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分别巡守渤海湾两岸，确保万无一失。其分工是，盛京所属地方，应令盛京将军拨水师营官员巡查；山东所属地方，应令山东总兵官拨水师营官兵巡查。清廷制定的巡哨制度中，不但对巡查海域做了明确规定，而且对巡查地点也提出了具体要求——铁山、旧旅顺、新旅顺、海猫岛、蛇岛、绍前头、双岛、虎坪岛、桶子沟、天桥厂、菊花岛等处，俱系盛京所属海域。这一系列举措，使旅顺成为海上交通要道的重要枢纽。

旅顺水师营不仅在军事上为奉直两省第一门户，在经济上也发挥着保护促进沿海居民与关内关外及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作用。清廷赋予旅顺水师营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管理往来船只，稽查走私物品。奉天经济往来商船，令其先赴旅顺口水师营挂号点验人数，姓名年貌箕斗相符，即于原票内粘贴某年月日，验过印花发交该船持往贸易海口投验，如到口商船验无水师营印花字样，不准入口卸货。由此可以看出，旅顺水师营拥有的权力之大，担负的职责之重要。为了防止防区内的船只与海盗相勾结，水师营要对所有过往商船、渔船等是否夹带违禁物品进行检查勘验，明令规定，任何商船、渔船将不许携带枪炮等器械。在这期间，清廷还特别规定，旅顺水师营可管辖海域的过往商船，施以免税政策。这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吸引了大量外地商人，他们纷纷来旅顺定居，开展海上贸易，扩展商业市场，大大刺激和拉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时的旅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一座军事坚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魅力小城。

水师营的存在和发展，还为旅顺创造了满海战船满城兵的别样风景。

旅顺城因驻有水师，城市规划建设在许多方面是从有利于屯兵的角度考虑的，因而城内居民中兵丁占了很大一部分。有着特殊服饰标志的水兵，穿梭于旅顺城的大街小巷，特别是到了年节，拥上街头的水兵们一排排、一队队，使这座小城看起来分外有活力，有色彩。伴随着兵员的不断增加，为城市带来大量外来人口，人口的增加一并带来与之相应的物质需求的增加，这从客观上促进了旅顺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当时旅顺人说，水师营因旅顺之险而创立，旅顺因水师营存在而兴旺。

因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旅顺水师营也招致了后人的不断质疑：拥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优势，又一时风头无两的旅顺水师，为什么不能走出国门，开疆扩土，经略大洋，去创造更大的辉煌，却只是满足于在近海巡哨，保持着一副看家护院的姿态呢？历史给出的解释是，旅顺水师营所具备的功能和所能体现的作为，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的。首先，清王朝越来越深地陷入农耕文明的桎梏，统治者一代比一代更顽固地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狭隘的眼界和保守的心态，把自己隔绝于世界大势之外。他们只知道守护自己的统治权力，眼睛只盯着国门和近海，压根儿就不想也不敢走出国门，去征服世界。其次，他们在军事装备上还不足以挺进大洋，更难说搏击风浪。乾隆十年，即公元1745年，朝廷制定了旅顺水师营巡查训练事宜，从而使旅顺水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但即使如此，旅顺水师的先天不足还是逐步暴露了出来——舰队的船只数量虽然不少，但都是木质的，体量小且易腐烂，整体设备也非常简陋，只能担负守护海口、缉私捕盗、巡视交通等方面的任务，不具备远海作战的能力。而彼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正把侵略的炮口对准中国的大门。

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旅顺水师营也避免不了地历经了由盛到衰的蜕变。

道光年间，当康、雍、乾盛世已成往事，清王朝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朝廷上下穷尽了所有的招数，依然不能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在穷途末路之际，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旅顺的水师营。大臣们竟纷纷上奏说，如今太平光景绵长，天下已无战事，并没有人敢到大清疆土上惹是生非，所以水师也就成了多余的存在。他们建议，旅顺有一千二百多水师营房，留下二三百间就够了，把余下的八九百间营房拆掉换成银子，可解皇家府库燃眉之急。道光皇帝听了大臣们的“妙计”，不禁喜上眉梢，立即下旨照办。

俗话说，败事容易成事难。短短两个月之内，龙河岸边，旅顺水师营的一千二百多间营房拆除了一千多间，变卖的银两上交盛京户部银库，剩下的二百来间营房，供留存不多的官兵使用。舰船大部分被调往山东和闽浙，码头里所剩无几，且大都被封存。往昔威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消失殆尽了，留下的是一片萧肃和狼藉。水师营官兵不能再出海巡哨，只能在海内湾里无精打采地演练。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东南沿海的鸦片走私猖獗，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沿海也不能幸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道光皇帝一再命令盛京将军严查所辖各海口，但此时的旅顺水师已衰弱不堪，官兵根本无心也无力到海上稽查鸦片走私。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沾染上了鸦片，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旅顺人讥笑说，水师官兵成了一群病秧子。

那么，拆毁旅顺水师营房，削弱海上防御力量的罪过全在道光皇帝吗？不是的，病根要一直追溯到乾隆时代。虽然乾隆时代堪称盛世，但实质上外强中干，是披着盛世外衣下的吏治失利，国力式微。乾隆末年，由于经济不振，管理松弛，水师营已经开始衰落。原本整齐的营房年久失修，逐渐坍塌，码头也渐失当年雄姿，官兵精神颓废，士气不振，放眼望去，尽添凄凉。或许，这就是大清帝国厄运将至的征兆。

到了光绪年间，大清王朝已是残灯末庙，虽然龙山龙河依旧，但存在了一百六十五年的旅顺水师营，却很快就要在落日的余晖当中挂旗谢幕了。对此，旅顺人其实早有察觉。曾经，水师营是旅顺人的主心骨和护身符，为旅顺带来了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的自信心和幸福感。对于旅顺人来说，水师营就是自己的家，水师营的事就是自家的事，所以会把维护龙河河道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常常自发志愿地前往疏通，保证了龙河航道几十年、上百年的畅通无阻，那里有旅顺人的奉献与付出。

但如今，营房大部分被拆除，舰船遭遣散，往日里随处可见官兵的身影少了许多。旅顺人虽然不知内情，但是他们已然意识到，朝廷养不起，或者是不需要这支水军了。国弱民穷，六畜不安。旅顺人心怀痛楚，却又无力改变什么，只能伴随着水师余部，在惶惑颓丧当中等待未来。

光绪七年，即公元1881年11月25日，清廷再次计划扩建旅顺港，于是派北洋大臣李鸿章前往考察。平生第一次来到旅顺的李鸿章考察得很认真细致。把情况调查、梳理清楚之后，他向朝廷写了调查报告，开宗明义，有理有力地提出了裁撤旅顺水师营的动议。报告描述的现状包括，舰船数只，均已搁浅，并且船体开裂，早已糟污不堪。船上也没有帆樯和火炮，已不能做出海巡哨作战之用。官兵久不做操练演习，精神不振，羸弱涣散，如同乌合兵痞，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李鸿章认为，保留这样的水师，不仅会为水师官兵自身所轻视，更会令聘请过来的洋人教习耻笑。何况，近些年来，水师上下内外都在呼吁，应尽快裁撤水师，否则，只能白白浪费银两钱财，无益于国家。对于裁撤水师的处理办法，李鸿章在报告里也说得干脆利落：

其搁置沙滩之废船，即交丁汝昌体察情形，或酌留为练船，装存军火之用，或量于折变至旅顺口巡海防务。嗣后即责成驻泊该处之兵轮船兼顾，不致贻误。所有原定驾船之旗营弁兵，仍会照管陆巡路防。

李鸿章从旅顺回京后，将这份报告奏报朝廷，很快便得到了批复允准。创建于公元1715年的旅顺水师营，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面对这样的结局，人们未免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是，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就不得不接受这一历史的必然。旅顺水师营是农耕时代的结晶，是落后生产力的产物。尽管如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水师营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百六十五个春秋，承担了应有的责任和义务，释放了所有的光和热。而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往往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很快，代表着现代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北洋海军就带着前所未有的神圣使命来到了旅顺。历史的车轮碾压过的地方，是时代留下的深深印痕。

虽然时光已逝，但带不走旅顺水师营在一个半世纪里所创造的不朽业绩。水师营是一种割不断的情缘和抹不去的印记，它的名字连同功德一起，会沿着滋养它的川流不息的龙河，沿着旅顺人绵延不绝的记忆，千年万年地流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