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翁文灏发展民营经济思想的效果

李学通在《翁文灏中国工业化思想初探》一文中指出，翁文灏经济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不同于学者型的纯学理论证，而是带有极大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而且相当部分成为政府的实际经济政策，对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0]翁文灏思想上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并身体力行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翁文灏发展民营经济思想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尽管中国近代民营经济命运多舛，以至从没有真正发育出容许民营经济生长的制度和环境，但翁文灏发展民营经济的思想及其实践，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我国工业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经济统制和对华的经济摧残，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当日军战火延烧江南，如果工矿企业毁于战火，必定使民族工业元气大伤。炮声惊醒了民营企业家，他们纷纷表示，不把企业留给敌人，为保护民族工业，坚持抗战，把工厂内迁。翁文灏正是临危受命，组织工矿企业大迁移，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制定一系列法规维护内迁民营企业利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在考察工业方面，由于翁文灏实施的一系列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致使工业区位有所拓展，工业生产加快，工业技术水准进步，工业联合组织强化，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负责民营企业的工矿调整处，曾编制“工业生产指数”，今摘录6项（见表2）。

表2 1938～1942年中国工业生产指数

工矿调整处是负责监管民营企业的机构，上述数据基本是对民营企业调查所得。翁文灏文中原表列有17个项目，这里仅节录6项，其中电力、煤、铜、内燃机属于重工业，棉花、面粉属于轻工业。从上述6项内容看，民营企业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5年内，其指数是上升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时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翁文灏主持下的资源委员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民营企业，生产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生活资料。不仅增强了广大军民持久抗战的信心，也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军用物资。由于这些民营内迁工厂在规模与技术上都远远超过当地的民营工厂，因此成为大后方民营企业的主力军。1938—1939年，大后方的民营工业以制造军火为主。据工矿调整处统计，当时大后方所有民营工厂每月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炮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000余枚，机枪零件1000套，大小军用圆锹30万把，大小军用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枚，军用纽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41]民营工业在战时生产武器的作用显而易见。后方战时工业的发展速度，在我国工业史上创造了惊人的纪录。

在翁文灏的关心下，经济部参股的渝鑫钢铁公司发展成后方最大的炼钢厂。1938—1939年，渝鑫钢铁厂以制造军火为主，生产炸弹、手榴弹和山炮。翁文灏还组织在川各民用工厂生产军工产品。仅据战时生产局制造处1945年生产安排，在川59家民用工厂生产工兵器材49.9万件。

1939年后，后方的民营企业以民用生产为主。比如，渝鑫钢铁厂生产竹节钢、地轴钢、方钢、圆钢，还生产车床、油压机、制钉机、拉丝机等。1939—1945年共生产钢6057吨、铁5886吨。[42]渝鑫钢铁厂的发展也引起中共的高度关注。l942年l月14日，周恩来曾为该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43]

由于民营工业发展，不仅制造了军用武器以支援前线将士抗日，也给民众提供了消费品，满足了物质上需要。尽管当时生活十分艰难，但还是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暂时改变了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抗战前，中国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西部工业比较落后。1937年，川、云、黔、桂、湘、陕、甘7省，仅有工矿企业237家，资本1520.4万元，占全国工矿企业资本总额4.03%。抗战期间，因翁文灏主持下的资源委员会组织民营工厂内迁，使内地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到1943年，后方工矿企业达到5266家，资本达到48亿。[44]其中四川（含重庆）2622家、云南211家、贵州204家、西康9家，西南地区合计3046家，约占全国的68%。由于翁文灏积极推行发展民营工业的措施，在西南形成了不少工业区，主要有四川万县、长寿、涪陵一带水电、榨油工业；沱江及岷江流域的泸县、内江、五通桥、乐山、自流井等地的发电、酒精、制酸、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威远地区的煤炭和钢铁工业；云南昆明的发电、机械、电工器材、冶炼等工业；重庆沿长江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起合川，南达綦江的工业区。

尤其以重庆的工业发展最快。据经济部1940年的统计，重庆工业区拥有机械厂159家、冶炼厂17家，电器厂23家，化学厂120家，纺织厂62家，其他行业48家，共达429家，占西南地区工厂数的50.7%，占大后方工厂数的31.6%。重庆因此成为战时工业部门最全、工厂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上述资料表明，翁文灏组织民营工业内迁及其在西南积极支持民营工业发展，有利于改变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

第四，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管理人才。抗战前的大西南近代工业微弱，企业管理手段落后，技术人才缺乏，基本上是封建家庭式的、小手工业的管理方法。翁文灏主持上海等地的工厂内迁后，带去了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带去了先进设备和技术人才。许多宁波企业家在内迁中到达重庆，在那里施展才能。如，大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余名钰，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冶金学硕士学位。企业内迁后，余名钰任渝鑫钢铁厂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他既有专业技术，又懂经营管理，是一个管理、业务双肩挑的人才。虞洽卿的三北机器厂在重庆设厂，随厂内迁的多数职工为熟练技工。刘鸿生在重庆开办华业火柴厂，为扩大生产，大量招收技术人才。1939年刘鸿生将化工专家刘公诚招到重庆，帮助林天骥和总工程师潘复洁筹建长寿的中国火柴原料厂。林、潘还招收一批沪江大学化工系毕业生和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生，又把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会计学校的高才生聘为会计主任，以加强财务管理。另外，抗战期间，翁文灏通过招聘、选拔、培养、出国考察等手段，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意识的工矿企业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这些人才在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领域中成为中坚力量。

〔乐承耀，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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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79页。

[2] 翁文灏：《战后工业政策的建议》，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中华书局，2009，第558页。

[3]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253页。

[4]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3页。

[5] 《中国经济建设概论》，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494页，

[6] 《战后经济建设应有的几点认识》，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617页。

[7] 《战后经济建设应有的几点认识》，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618页。

[8] 《在资源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658、659页。

[9] 《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534页。

[10] 《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535页。

[11] 《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537页。

[12] 《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538页。

[13]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第56页。

[14] 《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535页。

[15] 《推进生产事业》，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383页。

[16] 《推进生产事业》，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383页。

[17] 《经济建设方针》，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380页。

[18] 《战后经济建设应有的几点认识》，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620页。

[19] 《关于国营事业之意义》，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648、649页。

[20] 《在资源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议上的演讲》，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659页。

[21] 《在资源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议上的演讲》，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659页。

[22] 《中国经济建设的前瞻》，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480页。

[23] 《中国经济建设的前瞻》，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479页。

[24] 《中国经济建设的前瞻》，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479页。

[25] 《战后工业政策的建议》，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554页。

[26] 《战后工业政策的建议》，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第118页。

[27] 孙果达：《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9页。

[28] 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第17页。

[29] 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第189页。

[30] 翁文灏：《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关于大鑫钢厂更名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批文》，重庆档案馆藏渝鑫钢铁厂档案，档案号：0794-2-3177。

[31] 翁文灏：《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致四联总处函》，宁波帮博物馆编《抗战大后方宁波帮资料——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宁波出版社，2013，第26页。

[32] 宋汉章：《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宁波帮博物馆编《抗战大后方宁波帮资料——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第233—234页。

[33] 阮维扬：《星五聚餐会之感想》，宁波帮博物馆编《抗战大后方宁波帮资料——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第235—236页。

[34] 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第204页。

[35] 宁波帮博物馆编《抗战大后方宁波帮资料——以陪都重庆为中心》，扉页。

[36] 胡西园：《后方实业界星五聚餐会工业问题座谈会》，宁波帮博物馆编《抗战大后方宁波帮资料——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第250页。

[37] 李本哲：《迁川工厂联合会记略》，《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第33、38页。

[38] 《西南实业会四川分会成立会的演讲》，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399页。

[39] 李学通：《幻灭的梦——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98页。

[40] 李学通：《翁文灏中国工业化思想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1页。

[41] 李本哲：《重庆钢铁机器业主体的形成及其兴衰》，《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第105—106页。

[42]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3卷，重庆出版社，2002，第1031页。

[43] 周恩来：《为渝鑫钢铁厂题词》（1942年1月4日），转引自李本哲《重庆钢铁机器业主体的形成及其兴衰》，《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第102页。

[44] 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