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理知识与人脉初结

张其昀的学术道路始于1923年编纂地理教科书，经十年磨砺，1933年谋划创建中国地理学会，而1935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则是其早期学术生涯到达顶峰的标志。其间，给予张其昀最多提携与帮助的是竺可桢（字藕舫）及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者丁文江（字在君）与翁文灏（字咏霓）。

张其昀与竺可桢相识于1920年，在此后30年的岁月里，他们一直是最亲密的师友。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则于1920年到该校任地理学、气象学教授。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为东南大学，先成立地理系，随后改为地学系，竺可桢任系主任。地学系下分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组，而地理学为张其昀的主修课程。1923年6月，张其昀毕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初中、高中中国地理及世界地理教科书达4年之久。[7]这一时期，仍执教于东南大学的竺可桢就编纂地理教科书事宜多次与张其昀商讨，给予他颇多意见与建议。1924年1月14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商讨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事项，并转告他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来函内容。[8]同时期的书信中，两人还商讨了多种西方人文地理学著作的参考价值，以及中学地理教科书的编辑凡例。经竺可桢的大力举荐，并协助张其昀与王云五进行沟通，编撰中学地理教科书成为张其昀大学毕业后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这段经历，张其昀曾自述：“高师毕业后，我替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初中和高中的地理教科书凡四年。因为我并非正式职员，得以整天在东方图书馆纵览群籍，博观约取，费时极多。当时报酬菲薄，生活清苦，但精神食粮，特别丰盈。”[9]

4年之后，张其昀编著的地理教科书颇受好评。高中《本国地理》由张其昀编辑，竺可桢审阅，经教育部审定后，自1928年6月发行第1版，至1930年7月，已发行了10版。1932年6月以后，至少又发行了7版，当时被誉为中学三大教材之一。[10]在编辑《本国地理》时，张其昀从搜集第一手资料入手，并参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将全国划分为23个“自然区域”，被认为是“有关中国地理区划的新观念”。[11]此书出版后，任美锷称赞：“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中等地理教育的一大贡献。从各方面看起来，它都是高中本国地理最优良的教本。在编制方面，在内容方面，它和普通课本，都迥乎不侔，独创一种新的精神。”[12]通过编撰地理教科书，张其昀与竺可桢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基于编撰地理教科书获得的经验与学识，加之柳诒徵与竺可桢的举荐，张其昀于1927年转任中央大学地理学系讲师。11月1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昨下午中央大学地学系学生代表嘱桢邀足下返校，今晨罗志希先生亦至所中，述中大方面敦聘足下之诚意，言辞颇为恳切。”[13]张其昀接受邀约，在中央大学执教近十年，从讲师做到副教授、教授。[14]

与此同时，张其昀在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成绩也引起了翁文灏的关注。1929年，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翁文灏组织创办了清华大学地理学系并兼任系主任，积极搜罗地理学界的青年才俊，张其昀即是其目标之一。翁文灏对张其昀有意出国留学一事亦甚为关心。是年7月，竺可桢函告张其昀：“顷接咏霓先生自平来函，欣悉清华资送足下赴美事，已由评议会通过，惟除每月津贴（九十五金元）及学费外，无公费一层，不能如足下之所期望，想志希先生亦有函通知矣。据咏霓先生之意，此层确有困难，望足下能弗坚持。”竺可桢同时提出一解决经费的方案：“如足下虑有内顾之忧，气象研究所方面或可予足下以特约研究员名义，略送津贴若干，但每年必须担认作关于气象或气候之论文，以便在所中出版。”[15]或许因为顾虑经费问题，张其昀未能赴美留学。8月中旬，翁文灏提出想请张其昀赴清华大学任教，竺可桢则函告张其昀“以中大地学系断难放弃足下，故已为婉辞”。[16]此后几年，张其昀在中央大学教书之余，亦积极投身中国地理学会的筹建。

1933年3月，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三人联名撰写《中国地理学会发起旨趣书》。开篇即言：“中国从前言地学者，本包有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测天之学者，已有中国气象学会之组织，括地之学者，已有中国地质学会之组织，则以天时地利为基础而重视人文之地理学者，亦不可不有完密之团体，俾与气象地质鼎足而三，以共肩中国地学研究之大任。”[17]彼时翁文灏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竺可桢乃气象学会会长，张其昀则为地理学界的领军人物。1934年2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基本会员40人，多为海内知名学者。并依据会章选举翁文灏君为会长，竺可桢君等9人为理事，由会长推定张其昀君为干事，胡焕庸君为会计”。[18]此后，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地理学报》，在编纂丛书、整理方志、举行演讲、组织考察团、改进地理教育、讨论特殊问题、设置科学奖励等领域均有所建树，正如张其昀所云：“知识即权力所寄，学会乃知识之汇。当兹国家栋崩榱折之日，正为学者戳力效命之时。”[19]

这一时期，张其昀在地理学领域的工作还受到中国地质学界泰斗、地质事业开拓者丁文江的关注。据张其昀自述：“我在地理考察所作的报告，以论文方式陆续在《地理学报》发表，颇受丁文江先生的器重。”[20]1934年6月，丁文江应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与张其昀往来亦密。“丁文江先生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成贤街办公，与中央大学为近邻，他喜欢找我去谈话。”[21]丁文江到任后首先准备成立中研院评议会，除中央研究院院长和10位所长为当然委员外，其他30位均由各国立大学推荐，被认为是一个代表全国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机关。[22]次年6月，各国立大学校长开始推荐评议员候选名单。6月18日，竺可桢致函丁文江，“介绍蒋丙然、张其昀两先生为本院评议会气象组候选人，附呈履历”。[23]7月2日，中研院评议会首届聘任评议员30人由国民政府正式聘定，张其昀入选。[24]正如张自己所言：“我那时仅35岁，是当选评议员中最年轻也是未曾出国留学的一位。”[25]张其昀的入选，除了竺可桢的力荐外，丁文江的器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仅如此，丁文江还竭力为张其昀出国留学事谋划。11月18日，竺可桢与丁文江商量，丁文江表示如张其昀愿赴欧留学，“渠当竭力设法筹款”，“渠以为最好于下学期北大课完后即赴欧，但疑足下是否有此决心”；竺也赞同张其昀出国留学，并认为“目前各国地理人材以德国为最多，法、美次之，英国则卑不足道也。英庚款送学生至英习地理，实大误”。[26]但丁文江竟于1936年1月5日不幸身故。丁身后之事，多由翁文灏、傅斯年、胡适等友人处置，张其昀也参与其中，做了大量工作。1月7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在君先生之死，于国内学术界为极大损失，而对于中央研究院打击尤深。嘱作短启，以咏霓先生为相宜，因渠与在君先生相知最深也。如咏霓先生无暇，望足下偏劳是荷。”[27]1月8日，翁文灏将应竺可桢之请为《地理学报》所作“追悼在君文交张晓峰。与傅孟真谈在君善后事”。[28]张其昀编著了《丁文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刊于1936年2月出版的《独立评论》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上，还撰写了《丁在君先生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一文，刊于同时期《方志》杂志上。20年之后，张其昀对丁文江的学术贡献仍念念不忘，对其为人更是感怀不已：“而其为人，胸怀洒脱，古道热肠，凡与之接触者，莫不获有深刻难忘之印象。”[29]

张其昀早年学术生涯的起步，多受益于竺可桢的谋划与引领；而其在编撰地理教科书、撰写游记与筹建地理学会的过程中，以地理知识赢得了丁文江与翁文灏的重视，为其初涉政界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