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

胡颂平称林损骂人的信引得舆论界大起反感，有些想当然耳或是一面之词。实际上，当时中国正面临内外紧张的局势，北大的风波并未引起多少关注，除了北平当地的报纸，尤其是《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等几家较为关注教育界的报纸外，南北各报报道此事的为数不多。上海只有《申报》详细报道了各方的意见，看不出偏袒任何一方，其他各报也几乎不持立场。

冲突的相关方学生的态度值得特别注意。1929—1931年，北大和北师大曾经不约而同地发生以将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等人赶下系主任位置为目标的学生风潮，背后显然有人指使挑动。而这一次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却一再要求校、院主管挽留林损和马裕藻，使得蒋梦麟和胡适多少有些尴尬。尽管学生们并不反对改革，也不排斥胡适，却不忍看着教过自己多年的老师如此离去。此前在北大先后被南北政府长期停发经费的艰难时期，他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而且学生们似乎并不认为林损等人思想太旧，甚至不认为旧即不是学问。

1934年5月8日下午4时，国文系学生在第一院召开全体大会，出席者40余人，主要讨论通过课程计划建议书，以及交际股报告见蒋、马、林、许各两次，刘文典、胡适各一次的经过，并通过多项议案。关于系主任问题，决议以有真实学问而接受同学意见者为标准。马先生问题案，决议新主任不能接受意见时，则坚决挽留马先生。对林损“不再作形式之挽留，但求同学能明是非，因事态之发生，尽人皆知其内幕，而林先生更非反顾之人，同学亦均清楚，徒作形式，反与林先生之令名有玷”。计划书则文学组增世界文学史、释典文学，文法研究改在语言文字组，诗律改名，世界名著介绍不做必修或选修，新文艺试作不考试。另外通过临时动议：课程应名实相符，讲授者须真有实学；赋予干事会善后之权；失败时发告同学与当局之宣言；以系友会名义送林先生离平。

会后，又续开干事会，讨论执行大会议决案办法，定于5月9日派交际股谒蒋校长，陈述大会议案，并提出课程计划意见书，请求采纳。所提出的国文学系课程大纲如下。一年级共同必修科：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诗名著选、中国文名著选。二、三、四年级分组必修及选修科：语言文字组，语音学、语音学实验、言语学、音韵沿革、古音系研究、中国近代语研究、方音研究、说文研究、金元以来北音研究、形义沿革、清儒古韵学书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钟鼎文字研究、蒙文、藏文、满文、中国文字及其训诂等韵学；文学组，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文艺心理学、近代文艺思潮、新兴文学概论、中国小说及小说史、诗史、词史、曲史、三百篇、辞赋、乐府、汉魏六朝诗、词、曲、诗律、唐宋诗、周秦文、汉魏六朝文、世界名著介绍、修辞学；文籍校订组，中国文字及其训诂、音韵沿革、经学史、国学要籍解题及其实习、古籍新证、考证方法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校读实习、三礼名物、古典制学、金石学、古历学、古声律学、外人所著中国学书研究、中国文法研究。三组共同选修科为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该会代表孙震奇会后还向记者转述了访晤胡适关于课程的意见。[50]

9日上午，国文系系友会四位代表谒见蒋梦麟，当面呈递改善国文系课程意见书，再度请求不缩减国文系经费，保留国文系三组，希望学校竭力采纳意见书，新主任资望必使同学满意，采纳同学意见，希望学校仍聘许之衡为教授。蒋表示国文系经费在不妨碍发展的前提下可酌予缩减；希望同学不必坚持保留三组，如有较保留更好的办法，可以采用；改善课程意见书斟酌考虑后，再定取舍；新主任胡适学识之丰、品德之高，无待赘述，相信其能副学生之望，同学如有更好发展国文系的建议，相信胡不可能不采纳；许之衡的续聘，现在不谈，将来再议。代表们又请特别注意意见书中每门课程内容应一致以及各门课程教授之聘应能胜任。

另据北大某重要负责人称：学校认国文系主任、教授之解聘事不成问题。一校行政之兴革，权在学校。此次学校为整顿国文系计，始于人事上稍有更动，变更之后，必有赞成者及反对者，此亦常情。学生对于国文系如有更好之发展计划，学校当竭力采纳，否则即全体反对学校之计划，学校亦不便更易其既定计划。今日蒋校长见学生，对各项要求已有相当答复，想国文系问题，即可告一段落。又据关系方面消息，蒋梦麟意以胡适兼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是否留任教授，要看学校对其发展国文系计划是否采纳而定；蒋有意续聘许之衡教授，暂不欲发表；林损则决意去职，以免难堪。[51]

事已至此，国文系系友会干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将该系问题结束。5月14日。该会发出两份布告，宣布对于挽留解聘教授等事“进行结果，因限于环境，未臻圆满”，拟即告一段落，“非敢有所懈驰，实因事态发展，似已达于绝境，即使再事进行，亦恐无从为力。惟诸同学如有见教，同学等定当仍本初衷，继续努力也”。对于改革计划，在校方具体表现之前，亦无从再行交涉，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如有1/3以上同学有具体意见，即召开第三次全体大会，讨论进行。此外，林损决定于5月20日离平返籍，已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延聘其担任音韵学及文字学教授，尚在考虑中，待南归扫墓后再做决定。“国文系学生因林在校执教鞭已届十载，一旦别离，颇有恋恋不舍之意，已决定日内由同学私人发起欢送会，现在征求同学同意中”。[52]

欢送会最后是以系友会的名义出面组织。6月5日下午2时，北大国文系系友会以林损解职将返浙江原籍省亲，特在中山公园春明馆为其置酒饯行，并邀北大教授马裕藻、陆宗达作陪。届时国文系全体学生40余人到会，系友会代表孙震奇致欢送词，首述惜别之意，次对挽留未遂，深感遗憾。林损接着起立答词，多勖勉学生努力学业，勿徒重情感之语。后马裕藻、陆宗达相继起立发言。5时许摄影，尽欢而散。会后林损对记者说：“余做事一向主张合则留，不合则去，故此次去北大，本无何种留念。今日承国文系学生欢送，余于惭愧之余，复生无限之感慨。余已说知学生，努力向学，莫负国家培植青年之热望。本人二三日内即携眷离平，返浙原籍休养。广东中山大学近虽有函请余前赴该校掌教，惟余拟作长时间之休养，故不准备前往。”[53]

这次风波，以校方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而告结束。不过，就算舆论赞同改革的一方，就算学生赞同改革，按照蒋梦麟以师为重的判断标准，也不等于林损等人就毫无道理。这一点从马裕藻与蒋、胡的分歧中可以清晰呈现。熟悉内幕者所说的“中国文学系教授对于中国文学，各有意见，现课程将有更改，系主任马幼渔确有困难之处”[54]，究竟意见分歧如何，困难何在，值得深究。胡适稍后回忆此次风潮，宣称“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55]。这应该也是胡适当时极力掩饰的心迹。至于胡适眼中的最无用和不相干，未必真的就是无用和无关，只是他不懂或者虽然略知一二却不以为然罢了。

4月24日，因“北京大学国文系纠纷，校长蒋梦麟主张急进改革，学生及系主任马裕藻主张缓进，因意见不同，暂难解决”，《京报》记者特地采访马裕藻，后者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此次国文系改革问题，一方面固属思想问题，他方面又为主张问题。本人以为，研究学问，应新旧思想并用，既不反对新，亦不拥护旧，新者更有新，旧者亦有其研究之价值。新派讲方法，方法固需要，但对于文学，不可仅讲方法，而不研究。胡适之先生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学生专讲方法，以为阅读《哲学史大纲》即可了事，而不读子书，此不可谓研究。研究学问，不论新旧，辜鸿铭亦可请到北大讲课。大学与中学不同，中学须有统一思想，以免脑筋紊乱，大学则不应思想统一，必须新旧并用，始能获得研究之结果。林损先生与胡适之先生意见不合，业已四年，本人则在两者之间。蒋先生（孟麟）曾向余谈改革国文系，余亦赞成改革，惟改革之方法不同。余自民国十年迄今，查阅课程指导书，每年均有改革。余对于改革国文系，应采用缓进方式，另有人主张采用急进方式。急进固称改革，缓进亦不可谓非改革。……故此次国文系问题，系急进与缓进主张之不同，并非大改革。缩减经费一层，本人亦赞成，但国文系已由四千四百元减至四千元，此刻不能再减。中国人自办之大学，似乎不可以外国人之方法办理中国文学系。至于本人辞职，毫无问题，学校行政，自有校长负责。[56]

马裕藻的这番言论，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学”变迁的一大症结。这也是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事件表面的人事纠葛背后最为关键的要害问题。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梳理相关事实，正是为了让背后的意义逐渐浮现，不再仅仅是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文坛轶事或为乡前辈钩沉辩诬的学林掌故。

自从晚清受西学影响分科治学以来，关于中国文学的内涵外延就成为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后来虽然未必争，却也是各说各话而已，根本达不到约定俗成。傅斯年指马裕藻的新旧不同之论为欺人，质问林、马于旧有何贡献，实则历史进程恰好表明，至少在中国文学方面，新旧不同确为不争之论。

中国学问本不分科，晚清以降，受西学制约，中学被放入西学的框架重新安置。即便如此，哪些放入，放入哪科，仍然见仁见智。按照宋育仁“书不是学而书中有学”之说，四部虽不是学问分科，可是四部之中可以窥见学问的渊源流变及其分支类别的联系区别。这也是《四库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能够指示自学者门径的道理所在。西学传入之后，中学与西学如何会通，四部之分看似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产生了困扰，使得似是而非看起来有模有样。叶德辉即以集部为文集别集，对应于文学。而这样的对应能够适合部分仍旧者的文学见地，无法与趋新者相吻合。近人所写中国文学史，眼界相去甚远，不要说林传甲、钱基博的著作，就连傅斯年的讲义，也被认为并非文学史。由于无法统一，便生出广义、狭义之说，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是无可奈何也无可如何的懒人办法，有用却无效。若以新文学的观念看，钱基博等人的文学史就与思想史大同小异，若用固有的文学观念看，现在通行的文学只是新式的文学，内容多在到处放不下只好硬塞进去的子部，正式的文学反倒不在其中。

中国文学的变异所导致的紊乱，始终困扰着人们的认识，中国文学系亦即国文系应该讲什么，怎么讲，莫衷一是。早在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之时，就着手改革，首先即学科之变动，而变动的关键，就是如何进一步在西学架构下安放中学。对此见仁见智之事，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分歧在所难免。《申报》报道当时的争议道：

陈氏之意，务在调和新旧两方面之思想，使“古代为黄金时代”与“愈至后世愈进化”两说并存，于是其中遂难免二者思想之冲突。故第一次文科教授会议，其间遂生无限之争论。此事吾人初未明其真相，兹据当时在坐某君之言曰：此次大学文科之争议，决非如外间所传闻，吾人直可断为当然之争议，且各出于良心之主张……陈学长之本意，以为教授科目与其程序，皆应与世界普通之分类相合。其提案之要点：（一）哲学中不当立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之名，而于哲学史中始以地分之。（二）经书当依其性质分列文学、史学、哲学之中，不必再存经学之名。（三）讲中国文学史者自古迄今，讲中国文学者则当自今迄古云云。此种提案果确合于吾国情形否，姑不具论，要为世界言文学者普通之说法，然颇不合于旧派文学者之心理，反对最烈者为陈介石、黄季刚二教授。陈氏之意，以经为中国所特有，故无妨即特存经学一部，黄氏之意，以为文学史可自古迄今，文学又何必自今溯古。持之既久，遂不免言语之冲突。校长乃宣言再付评议会决议。[57]

陈黻宸（字介石）、黄侃（字季刚）二位的想法，稍早的1917年2月3日，朱宗莱（字蓬仙）在马裕藻宴请的饭桌上就有类似表示：“大学分科讲文学，未知其范围如何？如系西洋式的讲授，则无从讲起，不特无以逾于桐城派，且恐流于金圣叹一路。”在场的钱玄同则认为：“此说余未敢谓然。论文学自身之价值，自当以美文为主（即所谓西洋式的），然说理、记事两种，既用文字记载，亦自不可不说明白。”[58]

类似的争议，后来陆续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处反复出现，观念各异的人们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明白，或是无法让他人明白自以为明白的意思。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些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改称国学系。1930年代北大国文系改革前后，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古直针对该系入学考试只有白话，发起改革课程，以经为基本国文，子、史辅之，课程设置分必修、选修二类。必修以群经、史传、小学、文选为主，选修则泛滥于经传、四史、诸子、专家、骈文、诗词。此举大有改国文系为国学系之势，遭到容肇祖的反对，结果容被调整到史学系。[59]此事后来激成全国范围的读经与反读经之争，凸显了新旧之争的意涵，而使得经学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学究系何物、该如何教、教什么的意旨被冲淡，甚至被完全淹没。

读经与反读经的论争沉寂之后，困扰时人的中国文学观念并未得到澄清。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要纠正学生“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的思想，声称：“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60]1949年以后，大陆的中国文学系进一步更新，与此前新旧兼容的中国文学也有所差异，以致今日海峡两岸的中文系交流之际，常常有不相凿枘之感。

凡此种种，都表明马裕藻当年所主张的新旧不同、应当兼容的理念并非错误。以今日的中国文学观，究竟能够理解中国固有文学到何种程度不至于变形走样，似是而非，已经是强人所难的事情。此事凸显近代学人以新旧夺人话语权的流弊匪浅。傅斯年与他人论战之时，常常好剑走偏锋，所强加于对方的罪名以及所划分的此疆彼界，未必都如所说。在考古问题上与“河南人士”的冲突，指对手不知近代考古，只会挖宝，便有深文周纳之嫌。史语所拒读书的人于千里之外，主要也在人而不在学。章门弟子中同样好偏激的钱玄同，到1926年已经开始反省“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笃旧的信奉者只要无害于他人和社会，就应该任其发展。“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61]中国文学要想兼顾古今，就难免牛体马用之讥。就此而论，马裕藻的新旧之论反而有先见之明。如果当年多一些包容，现在自然就会少了几分尴尬。

作为解聘风波主角之一的林损，其学行究竟如何，是把握解聘及马裕藻竭力维护行为是非曲直的重要参证，对此立场各异者言人人殊。同门马叙伦称：“攻渎之学，受于介师（指陈黻宸）及师之从子孟聪（陈怀）。学不醇而长于诗文，倚马千言。八叉成诵，洵不虚也。其文畅达，位置当在魏叔子、邵青门间，时亦有汪容甫风格；诗则才华斐瞻，深于表情。”[62]陈黻宸清季即在京师大学堂掌史席，太炎门生以外的浙江籍教授，与之多有关系，被胡适视为北大温州学派的主角。陈独秀改革北大文科时，陈黻宸的看法与黄侃相似。而黄侃在同门中虽然脾气古怪，学问却是最好。黄侃与林损关系甚佳，曾与之诗酒唱和。林损任教东北大学期间，还举荐黄侃应东北大学教授之聘，两人朝夕切磨，情谊益深，所谓“辽东充隐日，携手每同车”，“对坐忘君我，时时苦诤论”。后林损不安于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之职，颇感孤寂，黄侃又为之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处联系教职。其侄林尹（景伊）从学黄侃，并娶黄侃甥孙女为妻。林损辞职后，黄侃以其下期行止靡定，颇以为念，再为其谋中央大学教职，对林颇为敬重。

黄侃好骂人，对门下士尤其严厉。林尹与之相处，“恐不胜骂而不堪其骂也”，特请林损即来一函。[63]能够降得住黄侃，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虽然胡适对北大的温州学派相当轻鄙，蒋梦麟视林损为改革的障碍，可是后者离开北大后，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争相聘请，私谊之外，总有学问的根基。从胡适、刘复等人的西式标准观念，自然很难领悟林损一类学问的佳境胜处。这也是马裕藻反对急进改革、主张缓进的重要原因。其坚持新旧并用，意即随时间自然协调演化，不必主观强求一律。

林损进北大甚早，曾以一人之力，办一刊物，名曰《林损》，内设若干栏目，所发表的文章，全是他自己的作品。此事堪称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一桩奇事。五四前后，他对趋新与守旧均不以为然，以为学无所谓新旧，更无须调停，唯求其是而已，并与其兄林辛（次公）、师之从子陈怀等人创办《惟是学报》，倡捐新旧文化之争。吴宓曾与之久谈，即“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64]类似的评语，吴宓只给过陈寅恪。2002年，台北读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陈镇波所编《林公铎先生全集》一、二册，可惜有始无终。2010年，黄山书社出版了陈镇波、陈肖粟编校的《林损集》，林损一生的著述，大体完璧。无论当年北京大学如何取舍，历史终究应验了马裕藻的主张，还各人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