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消沉与发奋

风波过去，胡适兼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4年7月13日，《申报》刊登蒋梦麟的谈话，称：“对聘请教授亦取人才主义，不论私交，亦不顾与学校历史之久暂，纯以其个人能否及肯否负责教授为转移。……故今年对老教授之解聘者，亦所难免。”[65]算是北大校方对国文系解聘风波的正式结论。林损离开北大后，任中央大学教授。10月11日，朱希祖在南京应缪凤林宴，与林损同席，忆及民国六年蔡元培长校北大，在教员休息室戏谈卯年生的朱希祖、陈独秀为老兔，胡适、刘文典、林损、刘复等为小兔，如今各人或死或走，“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渎遇，不无感慨系之”。[66]感慨之中，透露出对胡适、傅斯年之类学术官僚把持学术的不满。

对于北大教授解聘辞职风波，钱玄同的立场显得有些尴尬，仅于4月18日在日记中记了一句：“今日报载北大教授林损下半［年］将辞退，他即先行辞职，蒋梦麟又说下半年中国文学系主任由适之兼任云。”[67]林损离京之时，马裕藻因为传达消息的人误会，不知具体时间，未能到车站话别，为此颇感歉疚，特致函说明缘由，并谓：“中央大学之聘，先生已经接受，在平同人，闻之甚快。季刚与先生终属同志，尚希善为处之。直率之词，幸勿见责。”[68]要知道马裕藻懒于笔墨，不仅是著述，连写信也是尽可能从简。列名的通函通电，大都出自他人手笔。即使同门之间通函，有时也只是附在他人之后，一句话表示己意同上。围绕林损的解聘，可以说是马裕藻平生诉诸笔墨最多的事情了，由此可见他的极为郑重其事，也可见此事对他的影响之大，非同寻常。

1936年，林损从林尹来函得知，马裕藻向他“备述相忆之情”，特致函告以近况：“二年以来，师友崩逝，天命所寄，不可无搘柱者。弟四次大病，幸而不死，然忧患所萦，自顾茕然，日下灯边，讲《易》而已。读书万卷，不能疗饥，纵能疗饥，如此世界何！纵能经营，何如世界！世界无恙，如此道义何！”[69]虽然与马裕藻同病相怜，却一如既往地抒愤懑。

下台之后，马裕藻仍然如常参与各种宴会之类的应酬。按照1935年度北大文学院公示的课程安排，马裕藻继续在中国文学系担任经学史、清代韵学书研究以及专题研究（二）声韵学专题研究等课程。[70]实际上，这些课程是由他人分担。7月13日，魏建功从马廉（隅卿）处打电话嘱钱玄同往谈下半年北大事，据云：“今日晤适之，知幼渔之功课，一年之声韵由魏任，清代韵学书研究由钱任（钱：沿革二，古音二也），不知师大许可否？因今年教部对于北、师、平诸大之训令，均有院长、主任绝对不得兼课之言也。”[71]8月25日，魏建功又告诉钱玄同，“北大已决定将‘音韵学’一门分为△组，历史方面为三类，钱—黎—赵教之也”。[72]失去系主任的位置，马裕藻也不再任校务委员，只担任新设的毕业考试委员会委员，其他校级组织均退出。保留国文系教授之外，还在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任中国声韵学指导教授。7月，北大发布名誉教授名单，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马衡、朱希祖等榜上有名。按规定，名誉教授只授予兼任者，马裕藻仍是专任，不得列名其中。

学生方面，对于急进改革的方式及其成效未必认可。1936年新生入学前夕，有署名“大嫂”者为《北大迎新特刊》撰文介绍“文学院概况”，其中关于国文系如此说道：

国文系的主任，也就是我们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妹妹们，谁不知道胡先生是“白话文运动的开山老祖”和“五四运动”的老将呢。他二十年的努力，的确替学术界开了些新的风气，替中国文学换了一套新的衣裳。不过有人说他现在有些“倚老卖老”了。他的胡氏学说有些都是胡说，他不但不往前跑，而且向后转了。他是很会笑的人，平常的时候，脸上常浮着一层轻浅的微笑，并且有时还会哈哈大笑。他自称是自由思想家，不过我告诉你们可不要太相信他的话，而过火的“自由”起来。他一翻脸你们可就吃不了的兜着走了。最好是“不可不自由，不可太自由”。北大的国文系，分为纯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文学组所设科目，都是些文学史各断代的散文和韵文。语言文字组的科目，大部分是继承清代朴学的衣钵，主要的是文字学音韵学，一小部分是训诂和校勘。[73]

至少从公布的课程表看，北大国文系相比于之前很难说有多大改变，可见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换人而非易事。当然，换了人，同一名目之下所讲的内容或许大不相同。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人才，革新整顿，当以此为皈依。北京大学以首席国立大学的优势地位，出人才是理所应当的事，只是民初以来，风雨飘摇，动荡不宁，人才培养的成效未能与其地位相符。改朝换代之后，北大国文系收效并未彰显，从近年坊间列举的北大中文系百名优才看，所出人才至少不见得比此前多且好，甚至不如从前。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被视为浴火重生的奇迹，可是过度夸大就难免变成神话。

自从民元长校浙江第一中学因风潮鼓动被迫下台以来，北大解聘教员之事让马裕藻再度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眼看同门先后离开北大，孤立无援的他无力抗拒，只能接受现实，曾经公开表示的当以去就相争也不能坚持到底。他离开校系学术行政的位置，一度相当落寞消沉，暂停上课便是消极抗议的表现。章门弟子大都不能长寿，此时马裕藻已经年近花甲，血压高，又有腰伤，有时因病连应酬也不能参加。[74]但病好则如常，甚至一晚赴两处宴会。他还是北师大的名誉教授，并继续参与孔德学校事务。[75]只是对于北大的事较为淡漠，倒是钱玄同曾请其担任北师大国文系毕业试验的校外监考委员。钱玄同编辑刘师培和章太炎的文集，他也参与其事。马裕藻与钱玄同来往较多，与周作人也有所联系。钱玄同与马裕藻私交甚笃，自称经常到马家“骗饭”。1934年7月30日，马裕藻高堂病笃，即电话请钱玄同前去制礼，而又规定除废跪拜和改良讣文外，一切从俗。8月6日钱玄同前往吊孝，9日又去写铭旌。[76]

1935年10月10日，钱玄同见报载黄侃于两天前逝世，私下论道：“平心而论，余杭门下才士太少，季刚与逖先，实为最表表者，若吴处士辈，腐恶兼具，何足算哉！”[77]钱与吴承仕交恶，所论偏于一端，但也大体可见马裕藻在他心中的学术位置。10月30日，钱玄同收到马裕藻寄示的所编《经学史讲义》目录及第一章，大为感慨：“他笔墨比我更懒得多，今竟奋起编讲义，且用白话为之，余可不勉夫？不知这一学年中，我能否讲［编］一部分国音沿革讲义焉耳？”[78]马裕藻发奋编讲义，一方面是对辞职风波迫不得已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响应黄侃逝世后章太炎催着门下赶紧动手著述的呼吁。可惜为时已晚，11月28日，他的脑病（癫痫）、腰伤再度发作。12月4日，据说一度神志不清，次日好转。12月9日略好，15日精神颇好，28日居然可以下床走几步。到1936年2月14日，马裕藻病愈，开始重新上课。[79]此后他与钱玄同走动日多，但是编讲义一事却就此搁置下来。[80]

中国历来读书治学，讲究为己之后为人，能够承接前人已有而仍有余力发明，才能有所著述，否则述而不作。章门弟子大都谨守途辙，不轻易著述。1916年2月3日，钱玄同在沈尹默处遇康心孚来索《中国学报》稿，剖明心迹道：

余告以当世学者，本师以外尚有廖季平、刘申叔诸先生，珠玉在前，则糠秕固不足以登载。余不愿在报馆撰文，实有三［二］故，（一）年来虽略略问学，顾均取诸人以为善，如小学，大体古人取自段玉裁、朱绶章，取自本师。古今音韵之条例，古人取自江永、陈澧，取自季子。道术大原，古人取自庄子，取自廖季平。群经义训，古人取诸董仲舒、刘向、何休、刘申受、陈朴园、邵位西，取诸廖季平、李命三、康长素、崔先生。而治身心之学，则远师古人，以新安、姚江、博野为埻。己无心得，何必抄袭古人成说。（二）若不问是非，专务驳难古人，穿凿牵强，如昔之毛西河、袁枚，今则湘江著《翼教丛编》，刻《玉房秘诀》之某伧者，余虽不肖，尚不屑为。兼以余之治经，宗孟、荀、贾、董迄刘向以来之说，排斥新室以后之伪古说，同人中颇有以师未死而遂背，疑为故立异论，以为逢蒙杀羿之举。在余虽自信不敢党师门而妒道真，求学惟求心之所安，然三人成市虎，人言亦殊可畏，故宁藏拙而不登也。[81]

虽然钱玄同认为太炎门下才士太少，又指马裕藻比自己笔墨更懒。其实后者倒是一位有些老派的读书人，他好收书，范围很广，历代各类文籍，包括晚清报刊亦予购置，遇到难得的本子无缘入手，还会雇人抄书。从留学日本时起，钱玄同等同门就每每向其借书，直到晚年依然如此，如《民报》、刁汝钧《敦煌变文俗字谱》稿本等。见得多，虽然受人点拨不够，见识未必高明，但也不会人云亦云或是全然外行话。这与今日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海量论著有天壤之别。

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下，近代学人能够始终如一者如凤毛麟角，少年成名的梁启超不得不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胡适于不动声色间大幅度调整学术取法和观念，傅斯年留欧前后学术也发生180度转变，王国维、刘师培乃至章太炎都不免悔其少作。章太炎与支那内学院结缘后，晚年还嘱咐弟子编文集时将其中谈佛学的部分全行删除，以免门外文谈之讥。与其在出手不凡与保持晚节之间纠结，留有以待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由此可见，即使从学术角度看，马裕藻在北大国文系长盛不衰，绝非浪得虚名，更不是尸位素餐。

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有4位教授因有难处不能离开北平，名为北大留校教授。马裕藻为其一，另三位是孟森（心史）、周作人、冯祖荀（汉叔）。钱玄同亦滞留北平，与马裕藻仍然走动，谈论古音问题，办理孔德学校事务。“幼渔谓江慎修之入声甚好（《古韵标准》），而阴去声大不高明，且不与入声衔接，尚不逮顾。盖彼与顾不同，彼对于入声仍是从阳声着手也。其说甚是。”[82]其间钱玄同的身体日渐差，原来多是他去马裕藻处，现在反而多是马裕藻来访。不时也还有饭局之类的应酬。

在沦陷区挣扎求存，生理与心理的压抑痛楚非亲历其境者难以体察。4位留校教授，孟森1937年年底即故去，冯祖荀在伪北大任教，周作人则落水做了汉奸，只有马裕藻始终闭门不出，坚持到1945年过世。仅此一点，可以说北大虽然曾负于马裕藻，马裕藻绝不负北大。北大所著校史，不宜为避免与伪北大的纠葛而对留平人员视若无睹。

中国虽然历来重视地望，有为乡贤立传的传统，但是由于统一期长，大小文化长期并存互渗，所谓地方名流，包括籍贯与居处两种，后者往往具有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性影响。清朝实行避籍制，当地之绅与外出之官尤其是京官，互为奥援。清中叶后，省籍日见凸显，旅外同籍在居处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地域性的同乡关系，不仅形成了绍兴师爷、蓝田厨师之类的行业性社会网络，而且也助推浙籍学人在民国时占据学界要津，引领时代风气，声势一时无两。因此也导致与他籍人士产生心结，以致引发摩擦冲突。至于和原籍的联系，则因人而异，如朱希祖对海盐人事的关注和介入就较马裕藻对鄞州的关注为多。如果研究乡贤局限于原籍，难免流于乡愿之学，过度强调籍与贯，反而可能贬低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近代以来，学术界好以打倒前人，树立自我，成为一种扬名立万、行之有效的方式。世风与学风变化之快，与此紧密相关。在此过程中，新旧只在转念之间，革那些曾经革过别人命的人的命，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势所必然。只是如此这般频繁地长江后浪推前浪，未必能够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学术的翻云覆雨，或许能够造成一时之闻人，却难以推出百代之英才。大浪淘沙过后，各自的学术地位终究会水落石出。后来者重新审视学人与学术的历史，不要仅仅被半桶水的咣当和倏起倏落的潮头所吸引，否则非但看不出历史的本相，还难免自曝其短。

这一桩学界公案之所以聚讼纷纭，缘于今人治学，往往株守一人一事，研究某人即只看某人的直接材料，进而以某人的眼界为眼界，再进而以某人的是非为是非。结果，所谓研究，无非是延续前人的观念及其判断，继续彼此的相争。身处山中，自然难识庐山真面。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见历史上的人事，当事者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而所说之理往往又此一时彼一时。偏听偏信，既不能近真，又无法明理，或无知无畏，一往无前，或今是昨非，流质善变。一时的道理和一面的意见，固然是史事的一部分，但不等于就如此说或皆如此说。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治史尤其应当注意。这并非相对主义，而是历史本来就是有条件的相对而言，没有绝对。

尤有进者，近代中国的知识人，包括主张自由者，仍然多以是非定存废。他们非但不会捍卫异己的权利，反而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千方百计剥夺对方的权利。只有在维护自己或与己利害一致者的权利时，才会利用自由的功能，作为抗争的凭借。在此环境下，近代中国的大学如何行政，其实是两难之事，令人相当困扰。民主制是长效机制，乱世纯用民主，难免动荡不宁。而行政主导如果过于强势，加之居高位的学术官僚往往自认为具有高瞻远瞩的学术眼界和判断力，又将学术发展与个人在其中的作用相混淆，而戴上为国为民的堂皇冠冕，很容易导致以一己之见决定学术发展的取向做法及轻重缓急。虽然短期内看似有效，却是南辕北辙而不自知，于学术的发展害莫大焉。待到后人评论千秋功罪，四面看山，还原历史真相，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追悔莫及了。好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尚未定于一尊，各校还有自行其是的空间。只是所谓百年树人，一时间难以验证，花样繁多的各种教育改革，到头来究竟于养成人才贡献几何，大都难言成功，倒是改革者轮番登台献艺，种种旨在博取时名其实是欺世盗名的出乖露丑表演，令来者不胜唏嘘。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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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希祖闻黄侃转述章太炎对人言：黄天王，汪东王，钱南王，朱西王，吴北王。“盖以余与玄同倾向新文学，乃以早死之南王、西王相比也。”（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册，中华书局，2012，第461页）相同的排列又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111页）。章太炎对前期弟子的评点，前后有别，各人所得亦不同。汪东《吊吴絸斋》注：“章门四子，黄季刚、吴絸斋、钱玄同及汪旭初。”又称：“当日章师戏言，黄为天王，汪为东王，吴为北王，钱为翼王。以钱为畔师，故称翼王。”朱希祖到中央大学后，章又谓汪东曰：“吾门四王当改定，去钱入朱。”与黄侃所说有异。章太炎自撰年谱提及弟子成就者，仅列举黄、钱、朱，未及汪东（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第1126—1127页）。

[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第361—362页。

[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91页。

[4]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6、63页。

[5] 〔日〕吉川幸次郎「留学時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巻、東京、筑摩書房、1974、第384—394頁。

[6]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232—233页。

[7]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6、45、70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97页。

[9]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43、45、57、72页。

[10] 《国文学系主任致院长函》、《院长复国文学系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21号，1929年8月5日，第1、2版。

[11] 《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第1版；《蔡校长致马幼渔先生函》、《蔡校长致朱逷先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43号，1929年9月30日，第1版。

[12] 沈尹默：《我和北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第230页。

[13]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3页。

[14] 《中国文学系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581号，1920年4月14日，第2版。其时该系教授为：杨逊斋、陈子存、徐哲如、程演生、刘半农、吴瞿安、钱玄同、马幼渔、沈士远、魏仲车、沈兼士、沈朵山、毛夷庚、孟寿椿、朱希祖。

[15]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第185页。其时北大各系选举，每每出现出席者各得一票的现象，只能由校长附加投票决定。

[16]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第51页。

[1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92页。

[18]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303页。

[19] 以上几段未注明出处的，均见程巢父《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辨证》，《书屋》2004年第1期，第21—25页。

[20] 《北京大学将裁并学系说》，《世界日报》1934年4月17日，第7版，“教育界”。

[21] 《刘半农日记》（1934年1月至6月），《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第33页。

[22] 《国文系教授林损辞职系因下年度将解聘》，《世界日报》1934年4月18日，第7版，“教育界”。

[23]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4册第1215页作“学者”。

[24] 《蒋梦麟否认北大裁并学系》，《北平晨报》1934年4月18日，第9版，“教育界”。文字参照1934年4月19日《申报》的《北大教授纠纷》校订。

[25] 以上几段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北大教授纠纷》，《申报》1934年4月19日，第4张第15页，“教育消息·外埠”。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第531页。编者注：此信约写于1931年，误，解聘林损事在1934年，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所载1934年夏林损致蒋梦麟、胡适各函。另据傅斯年同日致胡适函署期4月28日，则是函亦写于当日。

[27]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第413—414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129页的识文有若干错字，以致意思不通。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19—220页的摘引虽不全，但识字较为准确。

[28]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41页。

[29]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5页。

[30] 《刘半农日记》（1934年1月至6月），《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第34页。

[3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981页。

[32] 《北大国文系代表今晨谒蒋梦麟》，《世界日报》1934年4月23日，第7版，“教育界”。

[33] 以上均见《北大国文系学生派代表谒蒋梦麟》，《北平晨报》1934年4月24日，第9版，“教育界”。

[34] 以上均见《蒋梦麟昨接见北大国文系代表答复各项问题》，《世界日报》1934年4月24日，第7版，“教育界”。

[35] 《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昨发表谈话》，《世界日报》1934年4月25日，第7版，“教育界”。稍后蒋梦麟即聘梁实秋为外国文学系主任。

[36] 《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昨发表谈话》，《世界日报》1934年4月25日，第7版，“教育界”。

[37] 《北大国文系代表昨再谒蒋梦麟》，《北平晨报》1934年4月27日，第9版，“教育界”。

[38] 《北京大学国文系代表昨再谒蒋梦麟》，《世界日报》1934年4月26日，第7版，“教育界”。

[39] 《北京大学国文系代表昨再谒蒋梦麟》，《世界日报》1934年4月26日，第7版，“教育界”。

[40] 《蒋梦麟挽留马裕藻》，《世界日报》1934年4月29日，第7版，“教育界”。

[41] 《北大国文系将开全体会》，《世界日报》1934年5月2日，第7版，“教育界”。

[42] 以上均见《改革北大国文系》，《北平晨报》1934年5月3日，第9版，“教育界”。

[43] 《北大国文系下年度改革计划》，《世界日报》1934年5月3日，第7版，“教育界”。

[4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377—378页。

[4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388页。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37页。

[47] 马叙伦：《石屋馀沈·林攻渎条》，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第163页。

[48] 《北大国文系教授林许去后，主任马裕藻辞职，蒋梦麟推崇胡适到极点》，《京报》1934年4月22日，第7版，“教育”。

[49]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第652页。

[50] 以上均见《北大国文系代表定今晨谒校长蒋梦麟》，《世界日报》1934年5月9日，第7版，“教育界”。

[51] 以上均见《北大国文系内部问题告一段落》，《世界日报》1934年5月10日，第7版，“教育界”。

[52] 《国文系问题已告一段落》，《世界日报》1934年5月15日，第7版，“教育界”。

[53] 《北大国文系学生昨日欢送林损》，《京报》1934年6月6日，第7版，“教育”。

[54] 《北大教授纠纷》，《申报》1934年4月19日，第4张第15页，“教育消息·外埠”。

[5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429页。

[56] 《国文系纠纷内幕情形》，《京报》1934年4月25日，第7版，“教育”。

[57] 《北京大学文科之争议》，《申报》1917年10月17日，第2张第6页，“要闻二”。

[58]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07页。

[59] 参见刘小云《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三联书店，2013。

[60] 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第215页。

[61]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75页。

[62] 马叙伦：《石屋馀沈·林攻渎条》，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第163页。

[63] 以上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第168、169、174—175页。

[64] 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1998，第59页。

[65] 《蒋梦麟将赴欧参观教育》，《申报》1934年7月13日，第4张第14页，“教育消息”。

[66]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第414—415页。

[67]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05页。

[68] 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第176—177页。

[69] 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第185页。

[70]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第1163—1165页。

[7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23—1024页。

[72]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34页。

[73]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第1701页。杨翠华专文正面评述了蒋梦麟此番改革的成效，不过主要就理科着眼，未及人文社会学科。参见杨翠华《蒋梦麟与北京大学，1930—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

[74]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50页。

[75]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55页。

[76]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27、1028、1029页。

[77]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144页。

[78]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150页。

[79]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159—1160、1161、1163、1167、1179页。

[80] 马裕藻偶尔会向师友赠书，不过都是别人的著作。

[8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283页。

[82]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