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刚刚开始（代前言）
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我的预期。
2000年9月《四川日报》报道《老子太极图被破译》，其中说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解读及老子太极图破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一部30多万字专门破译中国史前人类刻画的符号、记号、图画的专著即将完稿”，“距今一万年前至距今四千年前，中国史前文明的大门开启在即”。迄今已完成相关研究可能达到四五百万字，其中关于“三皇五帝”传说历史论证尤其是考古学和古代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完全超出我的预料和预期。《中国远古纹饰》《中国上古纹饰》算是对这个报道的一个回应和交代，不过这个“在即”等于20年。
同时超出预期的还有考古发掘材料和天文年代学研究。
大汶口出土镂雕象牙梳、凌家滩出土雕刻玉版、半坡P.4237陶片锥刺正三角形数图等史前重量级纹饰经典作品的文化内涵表达在1999年夏、秋搜集资料及整理过程中已基本清楚，元君庙出土红陶钵锥刺正三角形数图，北首岭出土两件设计了两种历法历数、可做历书使用的彩陶壶和彩陶瓶纹饰，及河姆渡出土两件设计十月太阳历历数的陶釜、陶盘纹饰，也相继在2000年和2001年春发现和解读。在此期间，确认二十八宿建立和八卦六十四卦体系成熟年代均在距今6500年前后，而十月太阳历、大火历法的使用及早期河图洛书的存在也不晚于这个年代。经历了一年多的思考和衡量，最终在2001年11月确认大河村白衣彩陶钵纹饰属于同类典型作品以及六爻坤卦符号、八卦六十四卦体系的存在。
多年来，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建立于这些具有确定历数、易数设计的重量级纹饰经典作品之上。除了陈久金、庞朴、吕绍纲等先生文献研究方面的佐证[1]，最及时的一个相关学科佐证支持是国家天文台赵永恒研究员的天文年代学研究成果，其关于二十八宿建立的理想年代在距今7700年前的计算分析结果，不仅早于竺可桢先生早期计算结果1000多年，也比竺先生的计算更加准确[2]。这个意外的出现彻底打消了我的些微疑虑和对研究内容长期处境的担忧，不再感觉那么孤立无援。与赵先生的充分讨论及他对参历、火历、炎黄等问题的年代学研究，以及跟他请教天文星象、历法问题，都使我获益匪浅。
基于半坡P.4237陶片和元君庙红陶钵锥刺正三角形数图的文化内涵，我认为八卦六十四卦体系在距今6500年前已经成熟。根据贾湖墓葬资料（重要墓葬随葬骨笛均为两只、随葬龟甲多为偶数最多为八龟），我认为阴阳八卦在距今8000年前已产生，六十四卦产生年代可能在距今8000—6500年间。但是能否在这个年代区间发现六爻重卦符号（道理上讲它是必然存在的）、是否能在距今8000年以前（或前后）的出土材料中发现三爻单卦符号，以及什么时间会发现，我心里是没有底的，虽然我相信自己对八卦六十四卦存在年代的判断是可靠的。
直到2013年开始做《中国远古纹饰初读》《中国上古纹饰初读》，相继发现柳林溪陶支座纹饰、跨湖桥文化系列六爻重卦符号资料（有学者误认为是数字卦）、大墩子獐牙勾形器刻画阴阳爻画八卦符号资料等，基本证实上述判断。柳林溪陶支座纹饰八卦六十四卦内涵及二十八宿内涵等，与半坡遗址、元君庙遗址等出土的半坡类型材料年代相当，说明八卦六十四卦及其他相关天文历法知识体系在距今6500年前已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得到传播，其产生和成熟年代一定在此之前。跨湖桥文化系列六爻重卦符号资料距今8000—7000年间，基本证实我多年的认识和判断，但是八卦六十四卦起源地点显然不会是长江下游地区，我倾向于认为它在黄河中游、华北地区。根据阳原于家沟蚌饰品等资料，认为八卦很可能起源于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的柿子滩文化，但是六十四卦在什么时间、地点产生还是很难判断。大墩子獐牙勾形器刻画八卦符号资料提供的信息则说明八卦的产生过程正与《易传·系辞》和邵雍《皇极经世书》所载伏羲始画八卦图所表达的方式完全一致（也与陈久金先生的主张吻合）。至此可以说“伏羲画卦”神话与传说的基本史实轮廓已现。
令人震撼和意外的是2019年8月媒体报道浙江桥头遗址出土上山文化彩陶绘画符号。其中一块陶片绘有阴阳交午符号
和太阳纹，二者距离很近；阴阳交午符号
源自立杆测影，这个陶片无疑提供了一个年代最早的直接佐证（稍晚见于彭头山文化）。另外不止一件彩陶器绘有六爻或多于六爻的重卦符号，一件陶罐颈部绘有明确的豫卦（
），从报道图片看陶罐一周还有其他重卦符号。这两个资料无疑都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但学术界可能少有人意识到，因为长期以来除了个别学者，大家都认为八卦起源于占卜，尤其是张政烺先生释读商周数字卦后，这种认识得到强化，认为阴阳爻画八卦符号产生在商周数字卦之后，由数字卦演变而来，这种误会和方向倒错自然让大家不敢认这个距今9000年前后明明白白的六爻重卦符号，在网上见到有考古学者先说可能是八卦符号然后又自我否定。
新的考古材料显然超出我的预期，证明我长期以来的主张略为保守。一直认为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观点是相对保守的，从这个角度看新材料又完全符合我的思想、思路[3]。
20余年的古代纹饰释读及古代研究历程，感触良多，略陈数端。
熟悉考古学的人大概容易了解，考古学家常常强调出土材料是古人的文化残留物，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只是一鳞半爪，要复原古代社会和历史近乎希望渺茫（主要指文字产生之前）。事实上看他们的文章也大多如此，除了物质材料的梳理和罗列，古代精神文化信息十分有限，还多是含糊其词、概念化（使用图腾、巫术、祭祀、宗教、崇拜等笼统的概念进行表达），没有确定性。但是我的感受、理解和认识是相反的：材料是如此的丰富（包括器物、遗迹、纹饰，浩如烟海），提供的信息是如此明确（典型器物纹饰、遗迹有明确的历数易数设置，其确定性犹如“1+1＝2”“2+3＝5”），纹饰结构和意思表达是如此的精准、细腻与巧妙！这大概就如李学勤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对古史（古代文明）的不同感受和认识：李先生说“我自知研究能力有限，所及范围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前段，即自文明起源到汉代初年。中国文明的这一段十分宏大辉煌，对我来说如同眺望海洋，竭尽目力也难见其边际”（《走出疑古时代》初版《自序》）；苏先生说“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两人接触和了解、熟悉的材料、范围及其程度不一样，感受和认识也大不相同（不过苏先生的认识也主要由物质文化研究得来，具有一定模糊性，确定性不够，尚需深入、细化和完善）。
既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新材料、新发现极易推翻已有结论和认识。但是古代纹饰研究不同，出土和了解的材料越多，研究越是深入，已有结论和认识越是得到进一步证明、越来越牢靠。因为什么地方可能出土什么年代的材料、出土什么样的材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古代文献的年代远远晚于史前时代，秦汉、先秦文献提供的远古信息不仅有限，其可靠程度也很不确定。但是复杂图案、典型器物纹饰和遗迹的构成成分或单元，几乎都是通过数量关系结构为一体，其构成成分或单元以及整体内涵表达明确可靠；同时一个考古学文化、一个遗址或一个墓葬，甚至一组器物、一件器物，其纹饰或遗存结构提供的信息通常具有系统性、关联性，而非孤立信息。所以古代纹饰释读和研究不仅可靠性高，还具有良好的预见性。尤其是，古代纹饰的主流（绝大多数）从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中期一直到秦汉时期，其造型和结构反映的思维方式、主要文化内涵及其传承表达方式一以贯之，即不仅个案的复杂图案、典型器物纹饰和遗迹的构造与设计十分严谨，具有内在自恰性甚至完美无瑕，整个史前至秦汉时期数以万计（或者更多）的器物纹饰都构成互证。所以对那些重要器物纹饰、遗迹文化内涵的认识以及整个史前文化的宏观判断，二十年来几乎不用改变，仅有个别器物纹饰释读和认识存在不断完善、微调，以及不断有新发现、新材料充实丰富这个宏观判断。
20余年的研究历程，可以说惊喜和意外不断，而又处处若合符节，尤其是早期的几年、2013—2015年以及最近两年，集中时间搜集和释读古代纹饰、遗迹的时间。以最近一年为例，白家村出土大地湾文化彩陶纹饰、庙底沟类型房屋遗址、裴李岗文化墓葬资料、彭头山文化异形建筑遗迹和高庙文化陶釜神人纹、河姆渡文化各种类型和造型的器物纹饰等，都是出人意料的发现和材料（详情见《中国远古纹饰》）。在同一思路、方法和知识体系下能够整合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鱼纹、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以及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的既有研究成果，尤其是在这么有限、紧张的时间范围内大体上完成这个事，至少已经初露端倪，也超出我的预期。2013—2015年完成《中国远古纹饰初读》《中国上古纹饰初读》期间，我总结、归纳了释读中国远古—秦汉纹饰的基本条件、方法：“只需拥有一个知识体系（以古代天文星象、历法、易学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及思想观念）、一种思路与方法（具体称为“象数理”方法），掌握6个（组）基本图形、符号”就可以读懂其中的大部分，这个认识现在也不需要修改[4]。甚至这个文化传承思路与方法在民族学材料中也保存有典型案例：如耳苏人今存近40种沙巴经书，除个别特殊情况，其形式设计（多少张、多少页、多少格等）均合历法历数、易学易数或必须相关才有效，充分反映了历法历数、易学易数在耳苏人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宗教信仰尤其是精神文化领域里的重要性，它与中国远古—上古纹饰所反映的古代思维与文化传承方式、古代精神文化特征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契合性（《耳苏人沙巴经书的历法特征及其重要学术价值》，未刊稿）。至于一些看起来奇形怪状的器物造型或纹饰不仅能够顺利解读，也常常是构思、设计精妙之作，或者与古代文献、神话传说传递的信息高度契合，这种案例比比皆是，不必赘言。古代复杂、典型器物纹饰总是将多种天文历法知识（包括易学）结构、设计在一起，从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商周青铜鼎、偃师二里头2号宫殿基址到史前，尤其是史前器物和遗迹表现更为普遍，说明各考古学文化都存在多种天文星象及历法知识（只是各自的侧重点和主要天文信仰及其象征物有差别），同时阴阳观念几乎渗透于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方方面面，“阴阳两年”这种说法都是我在释读纹饰中的发明，类似情形后来发现也见于彝族祖传文献《土鲁窦吉》[5]，当然耳苏人近40种沙巴经书形式设计反映的天文历法状况（包括易学）也是这样。
在2003—2005年间，一次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室跟杨宗平老师介绍当时的书稿《伏羲画卦》和我对史前纹饰的认识，他听了说感觉太完美了。我判断史前纹饰是严谨的，它是一种文化传承方式和载体，绝大多数也都能够读懂，但是当时还限于一种感觉（只是部分纹饰和一些重量级器物纹饰建立起一个框架性认知），没有全面、系统地了解史前纹饰的基本情况。现在可以说我们能够接近一个理想状态。一个多年来的预感和想象：解决纹饰（包括一些器型、遗迹）释读后的古代研究，先秦、秦汉文献以及神话传说中的真实历史信息与非真实历史信息将能够分离，神话传说以及文献中非真实历史信息的形成过程、原因、机制将能够厘清；中国历史的写法，从旧石器晚期至秦汉，将大致接近于秦汉以来的历史那样写得较为具体、丰富、生动，充满逻辑和有机联系。这个理想会越来越近。通过一块陶片尤其是有纹饰的陶片（其性质类似于文字、文献）读懂古人的心思，考古人的这个理想将会越来越靠近，最终成为现实。我认为这些并非单纯想象和遥不可及，就我的了解和理解，古代纹饰释读及出土材料研究，实际上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多数基础学科，也即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教育学为例：教育当然不是自孔子才有，也不是自商周王室才有，而是有人类即有教育；以前限于文字材料，没法研究更早年代的教育，现在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资料、房屋基址形制及柱洞设置、日常生活所用器物的纹饰及彩陶等都是传承古代文化的载体，它们怎么又不会用于教育呢？史前人类生活范围内可用于教育的教材、教学资料唾手可得，因此教育学、教育史研究自然应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再比如逻辑问题：中国古代是没有逻辑学著作的，但是不可能没有逻辑和形式逻辑知识的应用。从物质文化角度，我们不容易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那些复杂图案（遗迹）的设计、从四时八节到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从太极到四象八卦到六十四卦等，其间必然存在逻辑思维和逻辑知识（包括自然逻辑与人为逻辑，也会有形式逻辑的知识），因此古代逻辑研究就有了丰富的材料。
不仅如此，笔者释读古代纹饰的思路、方法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民族的史前纹饰、古代纹饰释读也应该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虽然易学主要是中国传统，但是天文星象、历法的知识及其相关思想观念、宗教信仰（自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各有差异）却是全世界古代人类通行的文化。也正如恩格斯所言“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和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自然辩证法》）。据考察，全世界各地区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红彩（或以红彩为主）宽带纹为标志，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它们遍布于西亚各国、中亚各国、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大多数年代相当，距今8000年前后，“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6]。笔者在蒋书庆先生研究基础上，根据大地湾文化彩陶纹饰内涵表达及整个新石器时代纹饰文化内涵的大背景，将彩陶宽带纹解释为象征日月星辰的运行轨道，这个理解用于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明早期彩陶宽带纹，可能也是相当合理的。旋纹、螺旋纹、S纹（太极图图式），遍及整个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古代文化；十字形、阴阳交午图形和符号等也见于从欧洲到西亚—中亚—东亚的史前文化；卐（卍）字纹见于古代世界大多数地区和文化。笔者对其他地区古代文明了解十分有限、语言不通，但是一些有确定天文星象知识、历数、易数设置的器物纹饰、遗迹，其主要意思表达还是可以探知：《中国远古纹饰》对西亚萨玛腊文化（距今7500—7000年）一件彩陶盘纹饰做了释读[7]，《中国上古纹饰》对一件古希腊瓶画女妖脸谱做了释读[8]；笔者《蒂亚瓦纳科太阳门石雕试释》涉及蒂亚瓦纳科文化和印第安人诸多古代（或传统）典型器物纹饰和图像以及哥伦比亚穆易卡八卦六十四卦陶盘的释读[9]；西亚哈拉夫文化（距今7100—6300年）晚期一件彩陶盘纹饰内涵表达包括阴阳交午符号夹菱形纹、八卦六十四卦、十二月历法等，可能与中国渭水下游的半坡类型有关[10]。我相信，通过这类有确定天文星象知识和历数设计的典型器物纹饰释读，可能启动世界各地区史前纹饰的科学释读、系统研究和分析。
古代纹饰释读和理解必然面临一些学科和学术上的宏观、宏大话题，以及一些理论、方法问题，这是无法回避的，也有助于对既有学科方法、理论的反思与检验。这里对相关问题做个简略的个人意见表达或陈述，希望同道关注，也欢迎批评、讨论。
首先是古代纹饰研究（释读）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这涉及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边界与宗旨等。如果把汤姆森“三期论”的提出（1819）视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萌芽，到现在考古学的历史刚好200年。这200年来，考古学一直将其研究对象定义为物质文化、“物质遗存”，但是其目标和任务又是“复原历史”，比如在中国要探索古代文明起源，主要是考古学的事。无论历史、文化史、文明史，它都不限于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研究，还包括精神与社会制度两个层面，这在考古学里也是常识，是从来没有停止的追求。考古学定义与其目标、任务以及考古学家的实际行为事实上是错位的，即如果将考古学研究对象定义为“物质遗存”，那么理所当然它就应该和只能研究物质文化及其历史，而实际上它又在研究精神文化、制度文明，从逻辑和学理上说，考古学对后面两者的研究就只能是猜测、推测，永远不可能完成其目标和任务[11]。通过考古发掘，我们知道古代人类遗留下来可供我们研究的材料除了物质遗存（器物、遗迹），还有依附于物质遗存的刻画图案、纹饰，二者性质、本质、形态都是不同的，前者是物质文化，后者是精神文化，其功能、价值与意义、开始年代也都不一样，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自然也不一样。但是由于考古学一直将其研究对象定义为“物质遗存”，导致纹饰研究只能附属于物质文化研究，200年来就一直用研究物质遗存的办法和理论去研究刻画图案、纹饰和精神文化，所以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纹饰都没有得到全局性、根本性解读和研究突破。西方考古学最近几十年来产生了不少流派、理论、方法，试图解决史前人类精神文化研究问题，由于考古学定义局限于“物质遗存”，史前纹饰无法得到科学解读，所以各种努力成效有限，还停留在理念、观念上。考古学发展到现在，面临一个必须解决和回答的问题：要么修改定义，将研究对象改为“文化遗存”，将古代纹饰和遗迹的文化内涵探讨纳入考古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完善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融入古代纹饰和遗迹文化内涵探讨的理论与方法）；要么维持既有定义和研究对象，只做发掘和整理材料，只研究物质文化史或物质文明，不再将“复原历史”、探索古代文明起源之类视为其目标和任务，而将古代纹饰和遗迹的文化内涵探讨相对独立出来，建立“纹饰学”解决古代纹饰释读和史前精神文化研究问题。这是从学理、逻辑上理顺考古学定义、理论、方法、目标、任务、边界等问题的必然选择和科学抉择。考古学通过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来复原人类历史与文化，这样分裂的主张和现象到了必须正视和理顺的时候了。
其次是古代研究的逻辑、层次、方法问题。古代研究涉及古代社会和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横向看，包括各个时代、时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研究；从纵向看，包括中国各民族有记忆有文献之前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研究，从史前至夏商周—秦汉时期的贯通，重点是文字文献记载或现有可靠历史之前的时段，即主要依靠出土材料，理论上可一直上溯到人类起源。这些研究范畴是有难易程度和逻辑、层次关系的。根据难易程度和相互间的学理、逻辑关系，其排序应该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通史、文明起源；考古学（考古材料）→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神话与传说）→通史、文明起源。目前，尤其是史前时期，除了考古学研究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都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史前精神文化研究，除了根据物质遗存做有限了解和推测，更需读懂史前刻画纹饰和遗迹；而民族历史和文化，溯其源流，除了有关文献和神话传说，也需读懂相关纹饰和遗迹。可见古代纹饰释读和研究是上述所有研究范畴和任务中关键的一环。就古代研究而言，除了部分民族学资料，古代人类留下来可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主要有三类：物质文化遗存（器物、遗迹）、刻画纹饰和图像、文字及文献，可称为古代文化传承、历史信息承载的“三驾马车”。这三类材料产生和使用的年代不同、形态不同、功能和性质不同，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自然也不相同。物质文化遗存有考古学研究，文字、文献材料有很多相关学科研究，唯独早于文字材料几千年又远比物质文化遗存提供的精神文化信息更为确定和丰富的纹饰。没有一门学问研究，处于各个相关学科的缝隙和边缘位置。从这个角度说，“纹饰学”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学科，不仅有其必要性，也是一个顺乎学理和逻辑的选择。如果纹饰研究得到重视，纹饰学能够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相信古代研究尤其是史前研究、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等将会获得一个较大的改观与进步，甚至是十分广阔的空间（古代纹饰尤其史前纹饰释读总体上是一个全世界都没有解决的未知领域），古代文化和古史研究的很多疑难问题会迎刃而解。考古学产生于西方，200年的传统留下了这么一个遗憾，对中国学界而言，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视为机会，甚至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机遇（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基础学科都已经为西方建立起来的今天）。
与古代纹饰研究（释读）关系较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学科、领域是文献资料（包括文字、神话与传说）和文化人类学。就史前研究而言，文字、文献资料年代太晚，其作用有限（即使甲骨文，其涉及的年代和内容范围都极其有限）。如同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方法一样，纹饰释读和研究也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文字、文献材料只能做参考，而不能成为“判官”。在史前研究领域，对文字、文献材料的沉迷不仅会局限我们的视野、思维、思路和方法，会让我们变得狭隘从而自设屏障、裹足不前，还将容易陷入混乱和误判，以至会出现在甲骨文里寻找“阴”“阳”二字以论证阴阳观念的产生时间、通过在古书里找太极图来确认其产生时间、把一个或几个文字的出现当作文明的产生和到来[12]等无须动脑筋的学术现象。史前研究一定是以出土材料为中心、为本位，可能大多数在后来的文字文献里都没有记载、没有信息，这时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文字里为什么没有记载？而不是问：文献里都没有记载，你怎么这样说？如果从神话、传说资料的角度看，燧人氏、伏羲（太皞）、炎帝（神农）、黄帝、蚩尤、少皋、颛顼、帝喾（俊）、尧舜禹等绝大多数传说时代帝王均有创制历法、与天文星象有关，与易学八卦河图洛书有关，其与史前纹饰释读得到的认识在宏观上可谓高度吻合，反而可以佐证神话传说资料有一定的史实背景。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日知录》），史前纹饰释读可证其认识有一定真实历史背景，而不是相反。至于人类学、民族学资料，其于古代纹饰、史前纹饰释读也是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反客为主”，毕竟它们只是遥远年代人类的孑遗。近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在一些边缘族群、土著部落考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原始人类的理论、观念、认识等，就中国新石器时代纹饰释读得到的理解和认识而言，笔者认为史前人类巫术行为可能比较普遍，其思维特征、文化传承方式（纹饰结构）与列维·布留尔“互渗律”非常吻合，其他则不太明显。
关于中国古代纹饰释读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史前文化、古代文化重大疑难问题的解决和传说历史研究方面的作用，需要专文介绍和分析（《中国远古纹饰》《中国上古纹饰》限于篇幅和宗旨，大体上也不涉及这些问题），这里不便展开。由于古代纹饰释读，将来的科学史（数学、天文历法）、思想史、哲学史（易学史）、文化史、宗教史、美术史、设计史以及思维科学、教育学与传播学、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等，恐怕都得从旧石器晚期开始，然后新石器时代成为最主要的一段，专门史类的写作需要将秦汉以前分为两段（包括《远古》与《上古》分册）才能容纳基本情况，《通史》则更不用说。古代纹饰释读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启示也是明显的，比如“图以载道”“形变神不变”的图案制作原则和规律，“兼容并包”的思想特别突出（从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一件器物的纹饰到商周饕餮纹等），“天人合一”思想得到更为久远和充分的证明（史前影响最为广大的庙底沟类型居民无论贵贱贫富，普遍住在象征北斗的房屋里）等。古代纹饰的严谨及其反映的远古天文历法、易学所达到的水平可能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和想象，有了这样一个参照系，再来看“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在现代科技文明领域为什么缺乏原创性贡献与发明，这与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等等问题，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晰、明白。
中国考古学发展到现在刚好100年，出土资料无论器物、遗迹还是纹饰都堪称浩如烟海。但长期以来，除了考古界，学术界了解和利用很少，罕见系统搜集、利用出土材料进行研究，社会大众所知当然更为有限。这不仅意味着考古学的价值体现受到很大限制，对中国学术、中华文化传承及开新而言，更是一个极大的资源浪费。这种局面的形成，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纹饰释读问题没有解决有关，当然这也是考古学传统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把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比作收割麦子和粗加工，把读懂考古材料（器物、纹饰、遗迹的文化内涵）比做磨面粉，把各个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以及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视为蒸包子、馒头，做面包，那么考古学200年来的基本方法主要是用于第一阶段，磨面粉的技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或者很粗糙[13]，而大众是吃不下麦子的。《中国远古纹饰》《中国上古纹饰》相当于提出了一个磨面粉的技术并且做了示范（是否具有普适性当然需要得到市场和各方认可、检验），尤其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遗存[14]来说，它只是一个开始。古代纹饰释读和研究除了涉及一些理论、方法问题，还有一些观念和实际操作也需要调整和开展，比如每个时期、每个地区、每个考古学文化乃至每个遗址的纹饰资料需要从头做起（迄今为止的考古报告、简报是从物质遗存角度报道的，很多器物纹饰介绍不完整、不清楚），考古报告和简报今后应该有专门介绍纹饰的部分（无论纹饰释读和研究是否从考古学中独立出来，纹饰整理都是考古学者更为恰当），凡是没有界定年代范围的古代研究或相关学科、领域、课题其研究范围和材料搜集都应该自旧石器时代开始（为此需要建立专门的考古报告、简报数据库），出土器物、遗迹、纹饰与古代文字文献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应跟后者一样被引用、解读和研究，同时古代纹饰研究亟须建立一批基本的科研平台以及开展相关人才培养，国家应在这方面进行规划和支持。
总之，较系统的文字产生和使用之前还有几千年是流行刻画图案、纹饰传承文化，系统文字产生之后，古代纹饰陪伴的时间也以千年计[15]。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文化都是如此，古代纹饰释读和研究只能说刚刚开始。
2019.12.31
[1] 史前纹饰释读表明，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十月太阳历）、河图洛书的产生及早期文化内涵，与陈久金先生的认识高度契合（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庞朴先生系统论证了火历在先秦时代的存在。吕绍纲先生认为《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归藏》而非《周易》（吕绍纲：《〈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与笔者《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释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构成互证。
[2] 赵永恒、李勇：《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
[3] 正是史前器物纹饰、遗迹所载古代易学和天文历法内涵等建立了一个确定性的知识体系及其年代框架，给传说时代“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研究提供了若干具有确定性的参照系或点，笔者在2000—2004年间判断这个体系具有一定真实历史背景，完成了论证这个体系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对应关系的《“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其中“伏羲时代”为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初（距今5万至1万年），其时已产生八卦、十月历、参历等，数学、天文历法、刻画图案、宗教信仰已经起源（2003年与赵永恒的通信讨论，以及《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桥头遗址出土八卦符号资料无疑也是对这项研究的一个有力支持。
[4] 当然除了6组主要图形、符号，还有一些次要的图形与符号，如多角星纹、璧形纹、眼形纹、菱形、卐纹、十字形、九宫格、同心圆纹、心形纹、相背弧线（折线）、角形、一首两身图像等（不包括那些容易理解的纹饰、符号）。
[5] 《土鲁窦吉》所载彝族历法也是两种：“卷一论述彝族十个月为一年的历法，即彝族十月历；卷二论述彝族十二个月为一年的历法，即彝族十二月历。”十月太阳历正是“年又分阴阳，阴年重五日，阳年叠六日”“阴年有五天年节，阳年有六天年节”“一月分两节，一年二十节”（陈久金：《陈久金天文学史自选集》，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445—447页）。至于彝族存在北斗、参宿（黑虎崇拜）、心宿（火把节）等星象崇拜或授时知识以及易学八卦知识则毋庸赘言。
[6] 吴耀利：《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起源》，《史前研究》1987年第2期；吴耀利：《我国最早彩陶在世界早期彩陶中的位置——再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起源》，《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
[7] 参见《中国远古纹饰》第六章第五节《远古纹饰的新颖别致之美》。
[8] 参见《中国上古纹饰》第三章第二节《饕餮纹秘密之一：北斗星君》。
[9] 李昆声、黄懿陆主编：《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0] 王先胜、周继敏：《苏美尔人是中国半坡先民的后代吗？》，《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1] 考古学的局限性在夏商分界研究问题上表现十分突出（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考古学的长处是对出土材料做宏观上的时空区分和相对年代排序，而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或文献信息不足，要点对点地解决夏商分界时空问题显然已经成为一个世纪难题。我们知道，文献和传说资料中夏商的主要来源是不同的，分别与西羌、东夷相关，其天文星象崇拜、历法、宗教信仰是不同的，如果这方面有充分的出土资料做系统研究，或许可为夏商分界研究助一臂之力。
[12] 彭头山文化和浙江桥头出土上山文化阴阳交午符号、
即后来甲骨文的数“五”，这个符号至少在距今9000年前产生后就一直得到使用，以至新石器晚期各考古学文化都广泛运用，直到汉魏五铢钱。如果以一个文字的出现为标准，那么中华文明史九千年已无须论证了。
[13] 考古学文化研究主要相当于将麦子归类、分级、打包并标明出产地、日期和品种、代际关系。目前考古学里有少部分技术相当于磨面粉如动植物考古、科技考古，有些还在向磨面粉的方向努力中如聚落考古，但整体上看，它是缺了磨面粉这个环节，其定义也不允许磨面粉，不把磨面粉视为正当职业和本职工作。
[14] 2009年统计，陕西省共发现仰韶时代遗址2072处，经过发掘者100余处，占比约5%（王建华：《陕西省仰韶时代人口规模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据专家了解和推测，改革开放后30年“十个考古发掘项目中，只有四五个发表了简报或者报告”（张庆捷：《考古发掘报告积压的问题》，《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照此推算，学术界能见到的考古报告或简报占全部遗址比例约2.5%。由于全面发掘的遗址很少，大多数只是少部分试探性发掘，即出土资料只占2.5%的很少部分。笔者虽然尽可能了解已出土考古资料和研究现状，短期内也无法做到全部了解（尤其夏商周—秦汉段），所以估计只能见到相应古代遗址材料的1%，虽然已知重要和典型材料都反映在两书中。又据多次全国性文物普查，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近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约1.08亿件（套），其中大多数应该是古代遗址和考古发掘出土（雒树刚：《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2018-01-04）。
[15] 暂时把岩画、纪实和写实性的图像、装饰与美术性质的绘画（中国主要在汉代以后）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