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788年8月，现在我在家里，快要动笔了，但是我的许多笔记在战争中丢失了，因此我不能像我所期望的那样，从笔记中找到材料。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下面这一部分。）

既然我提到我曾经想出了一个巨大而广泛的计划，那么就应当在这里叙述一下那项计划及其目标。下面这份偶然保存下来的小小文件，就说明了它是如何出现在我的头脑中的。那份文件就是：

1731年5月19日，我在图书馆读历史时的感想：

世界上的大事、战争、革命，等等，是由政党推进和影响的。

这些政党的见解，代表着他们当前的利益，或者是他们认为的他们当前的利益。

这些不同政党的不同见解，导致了所有的混乱。

当一个政党在执行一个大计划时，党内每一个成员的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个人利益。

在政党实现了它的大目标以后，每个成员就一心一意地想要得到他个人的利益。这些个人利益错综复杂，相互矛盾，把一个政党分成许多派别，并且导致了更大的混乱。

不管他们口头上说什么，政界人士的行动很少有仅仅从他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目的出发的。尽管他们的行为对于他们国家真的有益，但是人们仍然认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分不开的，而并不完全是从尽忠报国的角度来行事的。

在政界中，为人类利益服务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在我看来，目前很有必要把各国有德行而又善良的人组织成一个正规的团体，取名为“道德联合党”，党员要服从合适而又稳妥的、明智的党章。如果与普通人遵守普通法律相比，这些善良而明智的人应当更能自觉自愿地遵守党章。

我认为，目前如果有一个声誉卓著的人能正确地试办这样一个党，他必然能蒙上帝的喜悦，一定会成功。

本·富兰克林

我在脑子里思考着这项计划，打算在我今后有必要的空闲时再来从事这项工作。在筹划这项计划时，我不时地把我想到的有关思想写在纸上。这些笔记大部分都丢失了，但是我找到了一份文件，它原本是用来作为教条草案要旨的，其中包含了我认为是各教派已知的精髓，它摒弃了一切有可能引起任何教派信徒反对的东西。其原文如下：

世界上有一位创造万物的上帝。

他用天道来统治全世界。

人们应该以崇拜、祈祷和感恩的心态来敬仰他。

但是上帝最喜欢的是与人为善。

灵魂永恒不灭。

不论今生还是来世，上帝都会赏善罚恶。

当时我的一些主张是，这个教派起初应当只在年轻人和单身汉中间开始传播，每一个入教的人不但要宣誓接受这些教条，而且应当按照前面讲到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对那些美德经过十三个星期的考查与实践。这一教派的存在应当暂时保密，直至它发展到相当程度为止，以防止坏人申请加入；但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在他的熟人当中物色智力聪颖、性情温和的青年，逐步而谨慎地告诉他们这一教派的计划；信徒们应当在其他人的利益、事业和发展中相互提供劝告、协助和支持；这一教派将定名为“自由和富裕人社团”。所谓“自由”，就是指由于普遍养成了实践美德的习惯以后，人们能脱离罪恶的统治；特别是指在养成了勤劳和俭朴的美德之后，人们可以避免债务，这种债务会使人有遭受拘禁和成为债权人奴隶的危险。

关于这项计划，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就只有这一点了，我记得我曾把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告诉过两个年轻人，他们非常热烈地赞同。但是由于我当时的窘境，必须坚持做好我的生意，因此当时我只能把这项计划的进一步执行留到日后；到后来，由于各种公私事务缠身，使我一再拖延，以至于忽略了它，直至我已经没有充沛的精力和活动力来从事这样一项事业了，虽然我至今还认为这是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如果能把许多好公民组织起来，就可能成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而且我也没有被这件事外表上的艰巨所吓退，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有相当才能的人可以带来巨大的变革，可以在人间成就伟大的事业，如果他首先制定出一项出色的计划，戒除一切足以分散他注意力的娱乐和其他工作，而把执行这项计划当做他唯一的工作和事业的话。

1732年，我第一次出版了我的历书，用的是理查德·桑德斯的名字；这本书我连续出版了大约有二十五年时间，通常被称为《穷理查历书》。我尽量使它既有趣又有用，因此它变得非常畅销，我从中获利不少，每年的销售量几乎达到了一万册。由于看到大多数人都读过这本书，在宾夕法尼亚州，没有几户人家是没有这本书的，因此我认为这是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适当工具。这些人几乎不买任何其他书，而只买这本书，因此我就把一些格言印在历书中重要日子之间的小空白处。这些格言主要是教人把勤劳俭朴作为发财致富并因此获得美德的手段，因为要一个穷人长久不变地做到诚实廉洁是比较困难的——在此就引用一句谚语来作比喻吧，这就像“一个空袋子是不容易站笔直的”。

这些格言包含了来自许多国家各个时代的智慧，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写成了一篇连续的文章，把它放在1757年历书的卷首，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个聪明的老人对拍卖场上的人所发表的一篇演说。把这些分散的格言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就可以使它们产生更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受到了普遍赞扬，所有的美洲报纸都转载了它；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的纸张翻印，准备贴在家里。它还有两个法文译本。传教士和地主们也大量购买，免费赠送给他们那些穷教友和佃农。在宾夕法尼亚，由于它反对将钱财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在它问世之后的几年，市场上的货币不断增加，所以有人认为它对财富的增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认为我的报纸也是进行教育的另一种手段，因此我经常在报纸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摘要。有时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写的短文，它们原来是为了在共读社中宣读讨论而写的。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是用苏格拉底的对话体写成的，其目的是想证明一个坏人不能真正称为一个明达的人，不论他的资质和才能如何；另一篇是关于自我克制的，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只有这种美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且不受与它相反的嗜好的干扰时，才算牢固。这些文章可以在大约1735年初的报纸上找到。

在编辑报纸的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攻击近年来对我国是巨大的耻辱。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任何东西时，作者一般总是替自己辩解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就像公共马车，任何人只要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有一个位置，而我的回答则是：假如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单独印刷，他需要印多少份都行，由他自己去散发，但是我不愿承担替他散播诽谤的责任；而且，既然我和我的订户签订了合同，要为他们提供一些有用或者有趣的东西，那么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一些和他们毫无瓜葛的私人之争，否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现在，在我国的报纸发行人中间，有许多人为了满足个别人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地污蔑诽谤我们当中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起争端，甚至引起决斗；此外，还有一些报纸，甚至轻举妄动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刊登文章来下流而粗鄙地污蔑邻国政府、甚至是我们最好的盟国的政策，这种举动可能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事情，是为了提醒那些年轻的报纸发行人，不要因为沾染上这种恶习而玷污了他们的报纸，使他们的职业蒙受耻辱；而是要坚决拒绝这种要求，因为他们从我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种做法，整体而言，是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的。

1733年，我派了我的一个职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敦去，那里需要一家印刷厂。我给他提供了一台印刷机和一些铅字，和他达成了一份合伙协议，根据协议我将获得三分之一的业务利润，承担分三之一的开支。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为人诚实，但是不懂会计；虽然他有时候给我汇款，但是我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会计报告，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得不到关于我们合伙情况的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告。他死后，生意由他的遗孀继续管理。她在荷兰生长，据说在那里，簿记知识是妇女教育的一部分。她不但给了我一份关于以往收支情况的尽可能清楚的报告，而且以后每个季度都会很及时地继续寄来十分精确的报告；她管理业务是如此成功，不但很有名誉地把一家孩子都养育成人，而且在合伙期满以后，能够从我这里把印刷厂买下来，让她的儿子经营业务。

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向我们年轻的女同胞们推荐这门学科，万一结婚后没了丈夫，这门技术大概会比音乐或跳舞对她们和她们的子女更有用，使她们不至于因为受到坏人的欺骗而遭受损失；而且，或许能够使她们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继续管理一家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后有能力经营和继承事业为止。这对于家庭来说，既有益又有利。

大约在1734年，一个叫赫姆菲尔的年轻传教士从爱尔兰来到了我们这里。他讲道时声音洪亮，显然未经准备也能讲得极其精彩，这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不同教派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他。我经常和其他人一起去听他讲道，他的讲道我很喜欢，因为它们没有什么教条式的阐述，而是强烈地劝人为善，或者用宗教术语来讲就是所谓的积功德。但是在我们会众中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统派长老会的信徒，反对他的教义，而且大多数年长的牧师都参加了这一派，他们向长老会的宗教议会控告他，说他是异端，以禁止他传教。

我成了他的热烈拥护者，并且尽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他，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而且我们为他战斗了一段时期，颇有一些胜利的希望。双方在这时候都进行了不少笔战。我发现虽然赫姆菲尔是一个很能干的传教士，但是他的文章却写得不怎么样，因此我替他执笔，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还有一篇论文，于1735年4月在《公报》上发表。虽然这些小册子像其他普通的争论性文章一样，在当时风行一时，但是过后却很快就无人问津了，我猜想现在恐怕连一本都没有了。

在论争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不幸的事情，极大地损害了赫姆菲尔的事业。我们敌方中有一个人，在听他讲完一篇大受赞美的讲道以后，觉得自己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篇讲道，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曾经读过的。经过一番搜索，他在一本《英国评论》中找到了那段讲道的详细引文，原来这是引自于浮士德博士的讲道文。这一发现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看不起赫姆菲尔，他们因此就不再支持他了，这就使我们在宗教议会的斗争中很快失败。

然而，我始终都支持他，因为我情愿听他给我们念由别人写的优秀讲道文，也不愿听他自己杜撰的拙劣讲道文，虽然我们普通的传教士都是自己写讲道文的。后来，他向我承认说，他的讲道文全都不是他自己写的；他还补充说，他的记忆力很好，任何讲道文他只要看过一次，就能记住和背诵。

我们失败之后，他离开了我们，到其他地方碰运气去了。我也离开了这一会众，再也没有加入它，尽管我许多年来都在继续捐献维持这一教会的牧师。

我于1733年开始学习外语，不久就获得了足够的法语知识，能够顺利地阅读法语书。然后，我又去学意大利语。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也在学意大利语，常常诱使我和他下棋。当我发现下棋过多地占用了我原定用来学习的时间时，我终于拒绝再下棋了，除非他答应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每盘棋的获胜者有权指定一种作业，这种作业或者是语法部分的背诵，或者是翻译，等等，失败的一方必须保证在我们下次见面前完成作业。由于我们的棋艺水平相当，这样我们就相互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自的头脑中去了。后来，我又花了一番苦功学习西班牙语，也获得了阅读西班牙文书籍所需要的知识。

我已经提到过，我幼年时期只在一所拉丁学校学过一年的拉丁文，从那以后我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当我熟悉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以后，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我就惊奇地发现，我所懂得的拉丁文比我所想像的要多得多，这就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而且我收获颇丰，因为以前学过的几种语言替我大大地铺平了道路。

从这些情况看来，我认为我们教外语的普通方式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应当先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拉丁文以后，再去学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现代语言就容易多了。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学习拉丁文，我们为什么不从希腊文学起呢？假如你不用台阶就能攀爬到顶点，那么你往下走时就更容易了；但是，假如你先从最低的台阶开始，显然就更容易到达顶点了。所以，我想请主管青年教育的人士考虑一下，由于有许多人从拉丁文开始学起，可是他们学了几年之后就毫无成绩地放弃了它，他们过去所学的东西几乎毫无用处，因此他们的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既然如此，如果先从法语开始，然后学意大利语等语言，是不是更好呢？因为在学习了同样的时间之后，即使他们不再学习外语，因而从未达到学拉丁文的阶段，但是，他们也将掌握一两种外语，由于这些外语是现代通用的语言，所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可能派得上用场。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十年，而且我的处境也得到改善了，因此我到波士顿去旅行了一趟，去看望我的亲戚，以前我可没有充裕的财力做到这一点。在归途中，我到新港去看了我的哥哥，这时他已经把他的印刷厂搬到那里了。我们过去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见面热烈而诚恳。他的健康正在迅速衰退，他请求我，他死后——他担心他的死期不远了——把他当时年仅十岁的儿子带回我家，让他学习印刷业。这件事我照办了，先是送他去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让他学印刷业。他母亲继续经营印刷厂的业务，直到他成年为止。这时，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的那些铅字有些破旧了。这样，我就充分弥补了我哥哥，因为我的提早离开使他受到了损失。

1736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四岁、长得很好看的男孩子，他感染天花而夭折了。我很长时间都十分悔恨，并且至今还后悔我没有给他种痘。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为了那些不给孩子们种痘的父母。他们担心孩子会因为种痘而死去，那样他们将永远不能饶恕他们自己。但是，我的实例表明，不种痘也同样有危险，所以，他们应当选择一条较安全的道路。

我们的社团（也即“共读社”）成了一个非常有益的组织，它使得会员十分满意，于是有些会员很想介绍他们的朋友进来，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超过我们早先确定的适当限额，那就是十二个人。从一开始我们社团就是保密的，这一点我们都做得很好。这是为了避免有坏人申请入会，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我们觉得难以拒绝的。我就是反对放宽人数限额的人之一，但是为了不放宽限额，我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即每个会员应该分别去努力，组建一个附属社团，拟定相同的议事规则，但是不泄露它与共读社的联系。

我指出了这个办法的各项优点：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利用我们社团来获得进步，而我们则在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共读社的成员可以在分社提出我们希望讨论的题目，并且把各个分社讨论的经过报告给共读社；通过更广泛的推荐介绍，我们可以增进我们各人事业方面的利益，而且可以增加我们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影响；我们可以把共读社的主张散播到分社中去，以此来增加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这项计划被通过了，每一位成员就着手去组建他的社团，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成功了，我们只组建了五六个分社，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例如“葛藤社”、“协会”、“群社”，等等。它们除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之外，还对社员自己很有益处，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娱乐、信息和教益，这些我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要举出一些实例。

1736年，我第一次获得升迁，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次选举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一致通过；但是在第二年，当我又一次被提名时（秘书的任期和议员的任期一样，都是一年），有一位新议员为了支持另一位候选人，就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来反对我。但是，我还是当选了，对此我当然异常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水之外，这个职位还使我有很好的机会和议员们保持联系，这又替我招揽到了印刷选举票、法律、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这些生意从总体来说，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我当然不喜欢这位新议员反对我。他是一位富有并且受过教育的绅士，而且很能干，将来很有可能成为议会中有势力的人物，后来事实果然如此。但是，我并不打算卑躬屈膝地奉承讨好他，以此来获得他的青睐；而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

由于听说他的藏书室有一本非常稀有而珍贵的书，我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说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帮我一个忙，借我看几天。他立刻就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把书送还给他，附了另外一张便条，对他的帮助我热烈地表达了感谢。当我们下一次在议会见面时，他和我打了招呼（他以前从没有这样做过），而且十分殷勤有礼。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帮助我，因此我们成了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这个例子证明了我从前听到的一句古老格言是对的。这句格言说：“如果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忙，那么他将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而且这件事也表明，与其怨恨、报复和延长私人之间的冤仇，还不如谨慎地消除它更有益。

1737年，由于斯波特伍德上校（弗吉尼亚前任州长，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不满意费城邮政代办在处理账册方面的疏忽失职和账目不明，就将他撤了职，并将这个位置给了我。我高兴地接受了它，发现它对我大有裨益；因为虽然薪水很少，但是它使通信变得方便了，由此促进了我的报纸，增加了它的发行量，同时广告也增加了，所以这一职位大大增加了我的收入。

那家作为我老竞争对手的报纸，却相应地衰落了；对于他在当邮政代办期间，不允许邮递员递送我的报纸的举动，我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因为我已经感到满意了。这样，他因为不注意适当的记账技术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提到这件事，是想作为对年轻人的一个教训，如果他们将来替别人办事，就应该永远把账册弄得清楚而准确，而且要将款额上缴。如果他们能做到这种地步，那么他的品德就可以成为他最有力的推荐书，能够为他谋得新的职位，并且招来更多的生意。

现在我开始把我的思想稍稍转移到公共事务上去了；但是，我是从小事着手的。费城的巡夜制度是我认为亟须规范的要事之一。巡夜原来是由各区警官轮流负责的，由警官通知一些户主，在晚上跟他去巡夜。那些不愿巡夜的人，每年要出六先令，就可以免去这项差事。这笔钱原本是用来雇人代替巡夜的，但事实上，它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这就使得警官成为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警官常常找来一些乞丐无赖，只要给他们喝一点儿酒，就叫他们和他一起去巡夜，那些有地位的户主当然不愿与他们为伍。于是，巡夜工作常常被忽略了，大多数夜晚都是在喝酒中度过的。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共读社中宣读，指出这些非正常现象，同时特别强调指出警察征收六先令税的不平等情况，因为它没有考虑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个穷苦的寡妇户主，其需要保护的全部财产也许不超过五十英镑的价值，但是却要支付和一个仓库里面贮藏着价值几千英镑货物的大富商完全一样的巡夜税。

从整体来讲，我提出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巡夜制度，那就是雇用适当的人，经常从事巡夜工作；我还提出了一个比较公平的摊派巡夜费用的办法，就是按照财产比例来课税。这项计划在获得共读社的同意之后，传到了各个分社，但是却作为各个分社自己提出来的计划；虽然这项计划并没有立刻付诸实施，但是我们在人们的思想上为这次变革做好了准备，为几年后通过的那条法律铺平了道路。到那时，我们社员的社会地位已经日渐重要了。

大概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先是在共读社中宣读，但后来发表了），讨论了酿成火灾的各种事故和疏忽，以及防火须知事项。这被认为是一篇有益的文章，因此，为了迅速扑灭火灾，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有人提出了组建消防队的计划，这项计划不久就落实了。消防队很快就建起来了，有三十个人。根据我们的合同，每个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的、适合使用的皮水桶和结实的袋子及篮子（用来装运货物），一有火灾就立即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决定每个月碰一次面，开一次社交晚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所想到的有关防火事项的看法，这种知识在发生火灾时或许对我们有用。

这个消防队的用处不久就很明显了，愿意加入的人大大超过了我们认为的每个队所应有的适当限额。我们就劝他们另外组建一个队，他们照办了。就这样，新的消防队一个接一个，不断地组建起来，直到后来它们变得太多了，大多数有房产的居民都加入进来了。现在，当我正写到这里时，我最初建立的叫“联合消防队”的组织，虽然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是它还存在，而且还很活跃，尽管第一批队员除了我和另外一位比我大一岁的人以外，其余的人全都去世了。

队员们因为缺席每个月的例会而缴纳的小额罚金，被用来购置救火机、云梯和其他对消防队有用的器械。我猜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城市能比费城更迅速地制止刚开始的火灾；事实上，自从组建了这些消防队之后，费城从来没有因为火灾而一次烧毁过一两间以上住房，通常是着火的房屋在烧掉一半以前，火焰就已经被扑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