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739年，我们这儿从爱尔兰来了一位怀特菲尔德牧师，他在爱尔兰是一位著名的巡回传教士。最初，他被允许在我们的一些教堂讲道，但是牧师们讨厌他，不久就拒绝他在他们的教堂讲道了，所以他只好去户外讲道。前去听他讲道的、属于各个不同教派的人非常之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值得思考的是，我看到他的演讲对他的听众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一半是畜生一半是魔鬼，但他们还是非常赞美他、尊敬他。令人称奇的是，他的讲道使得我们居民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人们原先认为宗教信仰无足轻重，可是现在看来，整个世界的人好像全都变成了宗教迷，如果有人在晚上去城里走一趟的话，他就会听到每条街上的各个家庭都在唱赞美歌。

由于发现露天集会要受到天气的影响而很不方便，于是就有人提出修建教堂的计划。这项计划刚一提出来，接受捐款的人刚被指定，马上就募集到了足够的款项，作为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费用。这座教堂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面积大约和威斯敏斯特教堂差不多。建筑工程是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以至于它在极短的、出人意料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房地产由董事会来管理，并且明文规定：相信任何宗教的传教士如果要对费城人民讲道，都可以使用这座教堂，因为它的修建原本就不是特意为了方便某一教派的，而是为了全体人民。所以，即使是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徒准备派一个传教士来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找到一个讲坛来供他使用。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我们之后，一路上讲道，经过了各殖民地，来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才刚开始不久，但是移居到那里的不是那些习惯于苦干的吃苦耐劳的庄稼汉（他们是唯一适合干垦殖事业的人），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及其家属，以及其他破产的债务人，其中许多人有好吃懒做的习惯，刚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他们在森林里住了下来，但是因为不能胜任开垦土地的工作，不能忍受新垦殖区的艰苦生活，就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在看到这种悲惨的情况之后，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仁慈之心大受感动，他就想在那里开办一家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在返回北方的途中，他宣传了这一慈善事业，募集到了大量捐款，因为他的口才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打动他的听众，使之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并不反对这项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当时还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于是有人提议出高价把这些东西从费城运去。但是我想如果把孤儿院建在这里，并把孩子们接过来，那样岂不是更好？我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他坚持原来的计划，而不听我的劝告，因此我就拒绝捐款。

不久以后，我偶尔有一次听他讲道，当时我就看出来，他打算在讲道结束时募捐一次，我暗下决心，让他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一毫。这时我的口袋里有少量的铜币、三四块银币和五块金币。在他讲的时候，我的态度就开始软化了，决定把铜币给他；接着，他的演讲魅力又使我感到惭愧，我决定把银币给他；但是，他结束时讲得太动人了，我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了出来，放进了捐盘，包括金币和其他一切。

同时听讲道的还有我们共读社的一位成员，他也和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而且他猜想或许会收捐，所以为了做好预防，他从家里出来之前就掏空了口袋。但是，在讲道快要结束时，他非常想捐钱，于是就请站在他边上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来捐赠。但不幸的是，他被邻居拒绝了，这位邻居也许是当时听众中唯一有坚强毅力而不受这位传教士影响的人。他的回答是：“在任何其他时候，霍布金森兄弟，你想借多少我都会借给你。但现在可不行，因为您好像神经错乱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一些敌人故意宣称，他会把这些捐款当做他自己的报酬，但是我和他很熟悉（我经常被他请去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向来一点儿都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直到今天我仍然坚决相信，他在各种行动中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诚实君子。我想我为他作证的话，应当会受到较高的重视，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个教派。的确，他曾为我的改信而祈祷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快慰。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双方都是以诚相待，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

下面的事实将能说明我们之间的交情深浅。有一次，他从英国来到波士顿，他写信给我说，他不久就要到费城来，但是在费城期间他不知道能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听说他的老朋友、从前招待他的贝内舍先生已经搬到日耳曼镇去了。我回答说：“你知道我家。如果你不嫌简陋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他回答我说，如果我是因为基督的原因而愿意招待他的话，上帝一定会祝福我的。我回答说：“不要把我弄错了。我可不是看在基督的分上，而是看在你的分上。”

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熟人开玩笑说，因为我知道圣徒们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当他们受到任何款待的时候，总是不愿把这份人情记在他们自己身上，而是把它记在天上，而我却偏偏把它记在了圣徒本人身上。

上次我遇见怀特菲尔德先生是在伦敦，当时他向我咨询了有关孤儿院房产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

他的声音洪亮而清晰，每个字、每句话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以至于人们站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听清楚他的话，特别是因为他的听众，无论有多少人，总是极其安静地听他讲话。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的最上一层讲道，法院位于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正好成直角。两条街上都站满了他的听众，直到很远的地方。我站在市场街最后的地方，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能传到多远，我沿着街道一直向后退，来到了河边，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到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能听清楚，直到前街的喧闹声把它淹没。当时我就想，如果以我的距离做一个半圆形，里面站满听众，假设每个人所占的面积为两平方英尺，我算出来超过三万的人能听到他的讲话。我这才相信报纸上报道的，说他曾经在野外对着两万五千人讲道，并相信了古代历史上将军们向全军大声演说的记载，这些我在过去有时候是怀疑的。

由于经常听他讲道，我逐渐能够很容易分清楚他刚写好的讲道文和那些在旅行中已经讲过多次的讲道文。由于反复宣讲，他用后一类讲道时，他的演讲就有了很大的改进，以至于每个词和每个句子的重音都放得恰到好处，声调抑扬顿挫，异常完美，即使一个人对他的讲道内容不感兴趣，也会情不自禁地对他的演讲感兴趣，这种愉快就好像听优美的音乐时所引起的快感。这是巡回传教士比固定的牧师有利的地方，因为后者不能通过反复使用同一篇讲道文来很好地改进他的演讲技巧。

他偶然撰写和发表的一些著作，却大大帮助了他的敌人。假如在讲道时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者甚至是提出了错误的意见，那么以后还可以加以解释，或者是通过上下文的关系来对它的意义进行限制，或者干脆直接否认；然而，文字的证据是不能磨灭的。他的敌人猛烈地攻击他的著作，他们的批评看起来好像非常有道理，这使得他的信徒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也没有再增长。因此，我认为如果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留下的信徒一定会更多，他建立的教派也一定会更重要，同时他的声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上升，因为如果没有著作，就没有谴责或诋毁他的根据；他的信徒们就可以随意赋予他各种各样的优秀品质，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他，他们也会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的。

我的生意现在持续增加，我的境遇也一天比一天变好了，因为我的报纸利润很丰厚，有一段时期它曾是本州和邻近各州唯一的报纸；同时，我也体会到了这真理：“在获得第一个一百镑之后，再赚第二个一百镑就容易多了。”因为金钱本身是能够钱生钱的。

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获得了成功，我因此而受到鼓励，想再提升一些品行一向端正的职工，按照在卡罗来纳合伙的条款，签订合伙协议，让他们在各个殖民地开设印刷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做得很好，在我们的协议到期（六年）之后，他们都从我这里买了铅字，他们自己独立经营，这样他们就把许多子女抚养成人了。许多合伙经常是在争吵中走到尽头的，但是我在这方面却很愉快，因为我的合伙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很和谐，我想这大部分是由于我事先防范了误会的发生，在我们的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每个合伙人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所以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争执。因此，我想建议所有合伙做生意的人都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因为在签订合同时，无论双方多么相互尊敬和相互信任，日后也可能会出现小小的猜忌和抱怨，在业务管理和事务负担方面会产生不平等的感觉，等等，这样往往会导致友谊与合作的破裂，或许会引起诉讼和其他不愉快的后果。

总体来说，我对于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开业这一点是十分满意的。但是，我还是对两件事情感到遗憾，那就是没有防务，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完整学校；没有民兵队，也没有一所大学。因此，我在1743年提出了一项建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由于考虑到彼得斯牧师正失业，我认为他是管理这样一所学校的适当人选，就把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因为想去赚大钱，给地主服务，而且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这样的工作，所以就拒绝了这件事。因为我当时还想不出另一个适合这一职位的人，就把这项计划搁置下来了。第二年（1744年）我提出并顺利地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我为此而写的一篇文章，将来等我的文集出版时，可以在里面找到。

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和英国已经打了好几年仗，最后法国也加入到西班牙这一边了，这就使得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州长汤玛斯曾经不辞辛劳地不断努力，说服我们由教友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并采取其他措施来保障本州的安全，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用，因此我就设法试着从人民中间征募义勇军。

为了促成这件事，我首先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平凡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尤其强调指出了我们毫无防备的现状，指出为了我们的防务，我们有必要征集和训练军队，并且约定在几天之内将提议组建义勇军团队，广泛征募队员来加强防务。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令人惊异的效果。有人向我索要入队志愿书，在和几个朋友商定了一份志愿书的草样之后，我就在前面提到过的大会堂里召集了一次市民大会。会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我事先准备了已经印好的入队志愿书，在会堂各处也预备好了笔墨。我向他们讲了一些关于防务的事情，宣读了志愿书，并做了解释，然后就把它们散发下去，人们热情地报了名，连一点异议都没有。

当大会解散之后，志愿书被收了上来，我们征募到了一千二百名以上的队员；还有一些志愿书被分发到其他各地，申请者终于超过了一万人。这些人全都尽快地自行备好了枪械，自己组织成团队或联队，选举出他们的长官，每个星期集合一次，进行器械训练和其他军事训练。妇女们则在她们自己中间募捐，购买了绸制彩旗，她们将这些彩旗送给了团队，旗上绘有各种图案和箴言，这些图案和箴言是由我提供的。

组成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开了会，选举我为他们的上校，但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够资格，就谢绝了这个职位，并推荐了劳伦斯先生。他是一个品德高尚而又有地位的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然后，我又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配备大炮。资金很快就凑足了，炮台也很快就建好了，雉堞是用圆木构成的，里面填上了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来几门旧大炮，但是因为数量不够，我们就写信到英国再订购一些；同时，向我们的业主请求援助，虽然从他们那里我们不能奢望得到更多。

同时，团队派劳伦斯上校、威廉·阿伦先生、阿布朗·泰罗先生和我前往纽约，去向克林顿州长借几门大炮。他起初坚决拒绝了我们；但是，当他和他的参事进晚餐时，他们按照当时当地的习惯喝了大量的白葡萄酒，他的态度渐渐软化了，说他愿意借给我们六门大炮。在满满地喝了几大杯酒之后，他又提高到了十门；到最后，他十分温厚地答应给我们十八门大炮。这些大炮质地优良，是十八磅的大炮，还带有炮架。不久，我们就把它们运了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在战争持续的期间，团队每夜都在炮台上放哨，我和其他队员按时轮流值勤，就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

我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受到了州长和参事会的欢迎，他们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还向我请教，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会有益于团练。为了获得宗教支持，我请他们宣布吃斋一日，以改进军队，并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事业。他们很欢迎这项提议；然而，由于这在宾州是第一次举行斋日，所以秘书找不到先例来起草文告。我是在新英格兰接受的教育，在那里，这种斋日是每年都要举行的，因此我所受的教育在这里也有点儿帮助。我就按照传统格式起草了一份文告，将它译成德文，然后用两种语言印出来，向全州公布。这就给了各个教派的牧师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会众参加团队。如果不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个教派都会广泛地加入进来呢。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在这些事务上的活动将会触犯教友会，并因此失去我在宾州州议会中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州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一位年轻的绅士，他在州议会也有一些朋友，想接替我担任州议会的秘书，就对我说，议员们已经决定在下次选举时免掉我，于是他出于善意地劝我辞职，认为辞职比免职要体面得多。我对他的回答是，我曾经读过或听说过有一位政治家，他有一条原则：从不乞求一个职位，但是请他任职时他也从不会拒绝。

“我赞成他的原则，”我说，“我将会执行它，还要增加小小的一点；我将从不请求职位，也从不拒绝职位，同时也从不辞职。假如他们把我的秘书职位交给另外一个人，他们大可以将我免职。但是我决不辞职，并因而失去在适当的时候报复我的对手的权利。”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件事了。在下一次选举时，我又一次全票当选，就像往常一样。可能是议员们不喜欢我近来和议会的参事交往过密（由于历任州长在军事准备问题上和州议会一向意见不一致，参事赞同州长，而州议会对这些问题总是感到头痛），他们想要我自动离开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仅仅因为我热心团练的事情就把我免职，而他们又给不出其他更好的理由。

其实，我有理由相信，假如我们不要求州议会提供帮助的话，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也不会不赞成防务建设。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虽然反对侵略战争，但是却赞同战争防御，这些人比我预料的要多得多。关于防务问题，双方发表了许多小册子，有一些赞成防务的小册子出自一些优秀的教友会教友之手，我相信这些文章说服了大多数年轻的教友会教友。

在我们消防队中有这么一件事，使我了解了教友会中一种流行的想法。有人提议，为了资助修建炮台，我们应当用当时消防队大约六十英镑的资金来购买彩票。根据我们的规章，要动用款项，必须在建议提出来之后的下届会议中通过。消防队有三十个成员，其中二十二人是教友会教友，只有八位是其他教派的成员。我们八个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教友会的教友将会支持我们，但是我们时能否获得多数通过还毫无把握。

只有一位教友会教友詹姆斯·莫理斯先生出席会议，反对这项提案。他对这项提案的提出深表惋惜，因为他说所有教友会的教友都反对这件事，而且它将会引起争执，这种纷争或许会导致消防队解散。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认为不会到那种地步，因为我们是少数，假如教友会教友反对这项提案的话，他们在投票时胜过我们，按照议事规程，我们必须而且应该服从多数。

讨论议案的时候到了，有人提议进行表决。他承认，按照规章我们可以在那时表决，但是因为他可以向我们保证，有许多会员准备出席反对这项议案，所以我们应该再稍微等一会儿，等他们出现。

当我们正在争论这件事时，一个侍者跑来告诉我，说楼下有两位绅士想和我谈话。我下了楼，发现是我们消防队的两位教友会成员。他们告诉我，有八位教友会的会员在附近一家酒店里，如果有必要，他们一定会来投票支持我们，但是他们希望不必这样做；而且说，假如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也可以通过议案的话，就不要叫他们来协助，因为他们投票赞成这样一项措施，将会使他们遭受他们的长者和朋友的责难。

既然有了这个把握，我就回到了楼上，经过一段假装的犹豫之后，我同意推迟一个小时。莫理斯先生认为这样做十分公正。但是，他那些反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出现，这使他大为惊奇。一个小时后，我们以8：1的多数通过了这项提案。因为在二十二位教友会教友中，有八人愿意投票支持我们，有十三人以不来开会表示他们不愿投票反对这项提案；所以我后来估计，真正反对的教友会教友的比例，是1：21，因为这些人全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在他们中间声誉很好，而且也都知道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事情。

德高望重而又博学多才的陆干先生，一直是教友会的教友，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教友会教友，说明他赞成防御战事，并且用了许多强有力的言论来支持他的观点。他给了我六十英镑购买奖券，并且言明如果彩票中奖，全部奖金都捐献出来，用于修建炮台。关于防御战事，他还告诉了我一个故事，是关于他从前的主人威廉·潘的。

当他还是一位青年时，就跟着业主威廉·潘，从英国渡海来到美洲，他是他的秘书。当时还是战争时期，有一艘武装船紧紧地追赶着他们的船，他们猜想这是一艘敌船。他们的船长准备抵抗，但是他告诉威廉·潘和他的教友会随从说，他并不期望他们的协助，他们可以躲到舱里面去，他们真的下去了，只有詹姆斯·陆干除外，他选择了留在甲板上，奉命看守一门炮。这艘假想的敌船其实是一艘友好船只，所以并没有发生战争；但是当这位秘书跑下去报告消息时，威廉·潘却严厉地责备了他，说他留在了甲板上，参加保卫工作，违反了教友会的教规，特别是因为船长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这种当众责骂，激怒了这位秘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为什么你不命令我下去呢？当你觉得形势危急时，你倒是很愿意我留在上面，帮助保卫船只吧！”

我在州议会呆了许多年，它的绝大多数成员一直都是教友会教友，我常常有机会看到，由于他们在原则上反对战争，所以每当国王命令他们通过军事补助金的提案时，他们就会感到进退维谷。他们一方面不愿意直截了当地拒绝拨款而冒犯英国政府，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教友会的大多数教友——违反他们的原则而去顺从国王的意旨。因此，他们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推托，当实在难以推托时，他们就想出各种遮羞的办法来顺从国王。常用的办法，最终都是在“供国王使用”的名义下通过拨款，而且从不过问钱是怎么花的。

但是，假如命令不是直接从国王那里来的，这句话就不大适用了，这时他们就得发明出一些其他的方法来。例如，当新英格兰政府因为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而请求宾夕法尼亚拨给它一些火药时，汤玛斯州长极力主张州议会应当加以援助，而州议会又不能拨款去购买火药，因为火药是用于战争的东西；但是他们给新英格兰提供了三千英镑的援助，款项由州长掌握，用于购买粮食、面粉或其他粒状物。有些参事想给州议会更多的麻烦，就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这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回答说：“我将接受这笔钱，因为我很了解它的意义。所谓‘其他粒状物’，就是指火药。”因此他买了火药，而他们也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件事。

受这件事的启发，当我们在消防队因为害怕我们购买奖券的议案通不过时，我就对我的朋友沈先生（我们的一个队员）说：“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提案，那我们就提议，用这笔钱来购买一架救火机；教友会教友不会反对这件事的。然后，你就提我的名，我提你的名，组成一个购买机器的委员会，我们将买一门大炮，这当然是一架火机呀。”

“我明白了，”他说，“你在州议会呆了这么长时间，也有进步了。你这个双关计划，简直可以和他们的‘粮食或其他粒状物’相媲美。”

教友会认为任何战争都是非法的，他们将这一点当做他们的原则之一肯定下来，并宣扬出去，尽管他们后来改变了主张，但是这些原则已经公开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很容易就把它们推翻了。他们由此而导致的进退两难，使我想起了我们中间的一个教派，它叫德国浸礼会，我认为他们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这个教派成立后不久，我认识了它的创始人之一迈克尔·魏尔菲。他向我抱怨说，他们受到了其他教派狂热信徒的无端诬陷，说他们有一些令人憎恶的信条和习惯，这些其实是无稽之谈。

我告诉他说，这对于新成立的教派来说，是很常见的事，为了消灭这些流言蜚语，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公布他们的信条和教规。他说这个主意在他们中间也曾有人提过，但是为了下面这个缘故而没有被采纳。

“当我们起初聚集在一起，成立这个教派时，”他说，“蒙上帝的启示，使我们看到了某些教条其实是谬误，而我们过去却认为它们是真理；而其他一些教条其实是真理，但我们过去却认为它们是谬误。上帝在不时地启发我们，我们的原则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错误在不断地减少。现在，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过程的极点，我们心灵的或神学的知识已经尽善尽美；我们担心，万一我们公布我们的信条，我们将会觉得受到了它的约束和限制，而且可能会使我们不愿再去改进，我们的子孙也将会更加如此。因为我们是他们的长辈和创立者，他们会将我们做过或说过的事情当成神圣的事物，而不敢有丝毫背离。”

一个教派的这种谦虚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而其他教派总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而那些持不同见解的人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像一个人在大雾天的时候走路，在他前面路上远处的人，他看上去好像笼罩在大雾中，在他后面和两边田野里的人也是如此，但他身边的一切好像很清晰，实际上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在大雾中。为了避免这种窘境，近年来一些教友会教友辞去了在州议会和政府中的职位，情愿选择放弃他们的权力，也不愿在原则上妥协。

按照时间顺序，我早就应该提到这件事了：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开放式火炉”，它可以更好地给房间加热，同时还能节省燃料，因为冷空气在进炉时就被烘热了。我制作了一个模型，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格莱斯先生。他开了一家铁砂厂。他发现制造这种火炉的铁板是一件获利颇丰的生意，因为市场对它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了。为了推广销路，我编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新发明的宾夕法尼亚火炉说明书；特别说明其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们与其他一切取暖方法相比所具备的优点，回答并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火炉的议论》。这本小册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汤玛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介绍的这种火炉的结构，甚至提议给我一段时期的专卖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奉行这样一条原则，那就是：既然我们从别人的发明中享受到了巨大的便利，我们也应该乐于让别人享用我们的发明，而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慷慨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出来。

但是，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剽窃了许多东西，把它改装成他自己的东西，并对机械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这种改变只是降低了火炉的效力，结果在伦敦取得了专利，我听说他因此而发了一笔小财。

这并不是别人从我的发明中窃取专利权的唯一例子，虽然他们不一定都能够获得同样的成功，但是我从不跟他们争辩，因为我自己并不想通过专卖权来获利，而且我也不喜欢争吵。这种火炉被广泛使用于宾州和邻近的各个殖民地，已经并且正在为居民节约大量的木柴。

战争既然结束了，团练的工作因此也完了，我的思想又一次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来了。我采取的第一步，就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项计划，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共读社的优秀成员；第二步就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名叫《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我把它免费赠送给了居民中有地位的人，当我认为他们已经读过这本小册子，因而在思想上有了一些准备之后，我就开始为开设和维持这所学院募捐了。捐款在五年内每年缴纳一次。通过这种分期缴款，我认为可以使认捐数额更大一些。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记对了的话，总额不少于五千英镑。

在这些计划的序文中，我并没有把它们当做我自己的计划，而是将它们归功于一些热爱公益事业的绅士。因为按照我的惯例，我要尽可能地避免把我自己当做任何公益事业的发起人而公布出去。

为了尽快实现这项计划，捐款人从他们当中推选了二十一位理事，并且指定当时担任首席检察官的弗朗西斯先生和我来起草这所学院的管理章程。这个章程拟好并通过了，校舍租好了，教师请来了，而学校就在同一年开学了，我想是在1749年。

学员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原来的校舍不久就容纳不下了，当时我们正在寻找一块位置合宜的地皮，准备修建校舍。这时，上帝忽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要稍加整饬，就很适合我们的需要。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大会堂，它是由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听众出资修建的。我们是通过下面的方式获得这栋大厦的。

我已经提过，这座大会堂是由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的，所以在推选该项房地产的托管理事时，他们就注意到了不让任何教派占有优势，以免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而把整栋房屋拨给某一教派单独使用，以至于违背修建这座会堂的初衷。因此，他们从每一个教派中推选出一人担任理事，也就是说：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摩拉维亚派一人，等等。如果有人死了出现空缺的话，就由理事会从捐款者当中推选出一人来填补。碰巧摩拉维亚派的那位理事与其他理事不和，他死了之后，理事会决定不再推选摩拉维亚派的人担任理事。问题在于，选举新的理事时，如何才能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

有几个候选人被提出来了，但是因为上述原因而未能通过。终于有一位理事提到了我，因为他说我仅仅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一点说服了其他理事，他们就推选了我。当年修建会堂的那股热情早已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找不到新的捐款来支付地租和其他与会堂有关的债务，这使得他们十分为难。由于我现在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一个是会堂的理事，一个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有很好的机会和两方商谈，最后使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会堂理事会将把这座大会堂转让给学院理事会，由后者来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在会堂中永远划出一大间屋子，以备传教士们不时之需，并且遵照修建该堂的原意，开办一所学校，免费教育穷苦人家的孩子。

于是双方签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还清了债务之后，接管了房产。我们把这座高大的会堂分成了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个房间用作讲堂。我们另外又买了一些地，整个场所不久就符合我们的需要了，学员们搬进了这所大楼。和工人签订合同、采购物资、监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了我身上。我很乐意承担这些工作，因为它并不妨害我个人的业务，我在一年前已经与一个十分能干的、勤勉而诚实的合伙人大卫·荷尔先生合伙经营了。由于他以前为我工作了四年，所以我很了解他的性格。他使我从印刷厂的一切业务中解脱开来，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这次合伙维持了十八年时间，对我们双方都很有益。

过了一些时候，学院理事会从州长那里领到了一份执照，成为了法人。他们的基金增加了，因为从英国寄来了捐款，地主们也捐献了土地，州议会至今也捐了不少。就这样，建成了现在的费城大学。我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它的理事之一，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看到许多青年在这所大学接受了教育，因为他们的卓越才能而扬名于世，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为他们的祖国增光添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愉悦。

如上所述，我放弃了私人业务，以使我在未来的时间内有足够的闲暇从事哲理的钻研，快快乐乐地度过晚年，因为当时我认为我已经有了一大笔财富，虽然数额有限，但是足以让我实现这个愿望。于是，我从斯宾塞博士那里购买了他从英国来美洲讲学时携带的全部仪器。我很快就开始做电力试验了。但是，人们都以为我现在是个有闲的人了，所以都要求我为他们做事情，例如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同时要求我为他们做事，州长要我担任治安推事，市政府则推选我担任市议会议员，不久又推选我担任市参议员，而全体人民又推选我为州议员，好让我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的利益。由于我对于呆坐着听别人的辩论已经不耐烦了，所以我倒是很乐意最后的那个职位。可是，身为州议会的秘书，我却不能参加那些辩论，而且那些辩论是如此无味和枯燥，所以我就只能在纸上涂鸦，写一些数字、画图形或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解闷。同时，我认为如果担任州议员，那么我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发挥作用。我绝不是说我对一切荣誉都不动心，更何况我认为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来说，这些职位都是很不错的，我当然感到很荣耀，尤其是它们表明社会对于我的肯定和赞赏，这完全不是我自己通过钻营而得到的。

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治安推事的职务，出了几次庭，也曾经开庭听人打过官司。可是我发现，要想做好这项工作，像我这样对于习惯法一点都不懂，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我就以要在州议会中履行更重要的议员职责为借口，避开了这一职位。我从不主动要求选举人选举我，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我的愿望，可是此后连续十年之久，我每年都当选为州议员。在我当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选为州议会的秘书。

第二年，由于我们要与印第安人在卡莱尔谈判，州长给州议会发来一份文件，要求从议员中指派几位和参事会的几个人一起组成专门谈判委员会。于是，州议会指派了我和州议会议长诺利斯先生，我们就去了卡莱尔。

由于印第安人嗜酒成性，而且他们喝醉酒之后，就会变得吵吵闹闹，没有任何规矩，所以我们严厉禁止向他们出售任何酒类饮料。当他们对禁酒之事抱怨时，我们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在谈判期间不喝酒的话，那么谈判结束之后，我们将送给他们大量甜酒。他们答应并遵守了诺言，因为他们没有地方能买到酒。结果，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双方都很满意。谈判结束后，他们要甜酒，我们就给了他们。当时是下午。他们男女老少一共有大约一百来人，住在城外面临时搭建的排成一个四方形的木屋子里。

在晚上，我们听到他们那里发出一阵喧哗声，委员们就跑到城外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我们看见了这样的景象，甚至以为是看见地狱了：在四方形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篝火在燃烧，在忽闪的火光之下，可以模糊地看见他们那褐色的半裸体，喝醉后相互追逐着，打闹着，叫喊着，发出可怕的声音，每个人都疯狂了。这种喧闹声经久不息，我们就回到住的地方去了。在午夜时分，一阵雷鸣般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竟然有几个印第安人来索求更多的甜酒，但是我们没有答应他们。

第二天，他们发现自己错了，就派了三个酋长来道歉。他们的发言人说他们错了，不该在那么晚还来打搅我们，可是那要怪罪甜酒。好笑的是，他马上又设法替甜酒开脱，说：“既然万能之神创造了各种东西，必然要规定每个东西的用途，无论是好是坏都要遵照这个宗旨来使用。当神创造出甜酒时，就说：‘这甜酒就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遵照神的旨意来行事。”

其实，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土著，给殖民者让出土地来的话，那么甜酒可能就是上天赐予的手段了，因为它已经成功地毁灭了以前居住在沿海一带的所有部落。

1757年，我的一位好友汤玛斯·庞德医生打算在费城开一家医院——这是一个用意良好的计划，有人说这计划是我的，但最初其实是他的——给穷困的病人治病，而不管是本州居民还是外地人。他热诚积极地为这项计划筹款，但由于这个建议在美洲尚属新生事物，人们一开始还不很了解它，所以他的努力没有什么成效。

最后，他不得不来我这儿寻求帮助。他恭维我说，他发现要想实现一项公益事业，我不参与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他说，“每当我向人们募捐时，人们常常这样问我：‘你向富兰克林征询过意见没有？他是什么看法？’当我告诉他们，说我还没有和你提过此事时——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可能不是你所擅长的——他们就拒绝捐款，不过他们说他们将会考虑这件事的。”

在详细询问了他这项计划的性质和捐款可能的用途之后，我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于是，我不但捐了钱，而且还热情地准备去向其他人募捐。不过，在向人们募捐之前，我想办法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鼓吹这项计划的文章，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其实，这是我做这类事情的习惯，但是他却忽视了这一点。

从那以后，人们的捐款比以前踊跃多了。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捐款就变得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议会不进行援助的话，再仅仅靠捐款是行不通的，因此我提出必须申请州议会津贴，而我们接下来也这样去做了。但是，代表乡村的议员们刚一开始并不赞同这项计划，他们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个医院只考虑到城里人，所以应当完全由城里的市民来出资开办；同时，他们还怀疑是否有很多的城市居民同意这项计划。和他们的意见正好相反，我认为这项计划受到了市民的普遍欢迎，所以我们肯定能够筹集到两千英镑的资金，而他们则认为我这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是完全兑现不了的。

我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我要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一项议案，依照捐款人的请求，把他们组成一个社团，给予一定的补贴。这项议案之所以能通过，是因为州议会如果不喜欢它的时候，就可以否决它。于是，我就把重要的条款作为一个条件提了出来，说：“经本议会同意，决定当上述捐款者组织起来，选出了理事和财务管理人员，筹集到了若干基金（其年利息用于为上述医院免费供应贫困病人的伙食、护理、治疗和药物），并向当时的州议会议长提出合适的证明时，上述议长应当依法签署一份命令，州财务管理人员必须给上述医院的财务管理人员支付两千英镑，分两年每年各支付一次，用于医院的开办、修建和装修。”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得以通过，因为原来反对拨款的议员们现在认为，他们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获得慈善家的美名，因此他们赞成了这项议案。后来，当向人们募捐时，我们就强调这项议案中有附加条件的诺言，这样就刺激了人们的捐款，因为每个人的捐款都成倍增加了。这样，这一附加条件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捐款总额不久就因此而超出了所需要的额度，而且我们提出要求并获得了政府资助，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实施这项计划。

不久，一栋舒适而又美观的大楼建好了。长期的实践证明，这家医院是很有益处的。直到今天，它还很兴盛。在我的记忆中，我全部的政治生涯，没有哪件事情的成功在当时给我这么大的欣慰，或者是当我在事后想起来时，能够如此容易地使我宽恕自己曾经略施了一个小计。

大约在这个时候，吉尔伯特·特南特牧师前来拜访我，他是另外一个发起人。他要求我帮助他筹款，建造一所新教堂，教堂将给他下面的长老会教友使用，他们原来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由于我不想经常向人们募捐，使他们对我产生不满，所以我坚决拒绝了他。后来，他又要求我根据我的经验，给他提供一份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人的名单。我想，他们出于同情而接受了我的提议，捐出了钱之后还要受其他募捐者的纠缠，那我就太不近人情了，所以我也拒绝了他这一要求。再后来，他又请求我给他一些忠告。

“这倒是我乐意效劳的。”我说，“第一，我建议你去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去向那些你不知道是否会捐钱的人募捐，并且将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就是别忘记问一下你认为不肯出钱的人，因为你可能会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看错的。”

他笑着感谢了我，说他愿意接受我的建议，并真的这样去做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结果，他得到的捐款数额，远远比他预料的要多。这样，他在拱门街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座非常雄伟辉煌的教堂。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美观而整齐，我们的街道宽阔而笔直，而且成直角形相互交错，但不幸的是，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修过路面，所以一旦雨季来临时，沉重的马车轮就会把路面压成一片泥泞，人们很难行走；而在大晴天，则变得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忍受。以前，我曾在泽西市场附近住过，每当我看到市民们购买食物必须在污泥中行走时，我的内心就非常不安。后来，市场中央的那一长条地方终于铺上了砖块，所以市民们到市场时总算可以脚踏实地了，可是市场外面的街道仍旧泥泞不堪。

我和其他人讨论过这件事，也为此而写过文章，终于使得从市场到住宅前面的人行道这段道路铺上了石板。这样一来，人们在某些时间内就可以不弄脏鞋子，顺利到达市场了。不过，由于这条街其他地方还没有铺路，所以只要有一辆马车从泥泞的路面走上石路时，泥巴就会震落到地上，堆积在石板上，不久石板路上也会沾满泥巴。由于当时城里还没有清洁工，所以也就没有人去清除这些污泥。

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我找到了一个贫穷但是很勤劳的人，他愿意打扫街道，每周干两次，并且把每家门前的垃圾运走，每户人家每个月出六个便士。

接着，我就写了一份传单，打印了出来，指出了这一笔小小的费用可以为附近的居民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好处。例如，家里从此可以变得比较容易弄干净了，因为人们脚上带进来的泥土减少了；顾客更愿意来到店铺中买东西，因为街道清扫干净了，顾客一多，那么商店的利润也就会增加；在刮风的时候，沙尘再也不会吹到他们的货物上去，等等。

我给每户人家都发了一份传单。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到每家去调查，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打算签订合同，支付这六便士。结果，每一户都签了这份合同。在一段时期内，这项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因为这项计划给大家带来了便利，所以全市居民都感到很高兴，这就使得人们普遍要求为所有街道都修路面，他们也因此而更愿意为铺路而纳税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起草了一份议案，准备在费城铺路，并在州议会中提出了这份议案。这件事发生在1757年，刚好在我去英国之前。但是直到我离开美洲之后，这项议案才得以通过。当时对税额的估算方式做了某些变动，我认为并不很合适；不过，议案通过时还附有关于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大进步。

已故的约翰·克利夫顿先生是一个普通百姓，他用实际行动说明了路灯的作用——他把一盏灯装在了他家门口。正是从他的这一行为中，人们才想到要在全城各处点灯的。我只是模仿了他的行为，并且在改进路灯的样式方面略微做了一些贡献，但是有人就把开创这项公益事业的荣誉归功于我，其实这应该是那位先生的功劳。我们的路灯与我们最初从伦敦购买的球形路灯是不一样的。这些圆形的路灯有一些缺点：由于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难以从上面迅速地散出去，只能在圆球内打转，并粘在球壁上，不久就遮住了路灯发出来的光，而且每天还要擦拭灯罩，稍不小心就会碰破，整个灯罩就没有用了。

有鉴于此，我建议用四块平玻璃拼在一起，在上面装一根长烟囱，方便烟散出去；再在灯的下方开一道裂缝，以便空气进去，促进烟的上升。这样一来，灯罩就可保持干净，不会像伦敦的路灯在几小时内就变得黯淡无光了，而路灯也可以整个晚上都保持明亮，直到天亮。如果不小心碰到了，也只是打碎一块玻璃，重新配起来也非常方便。

在伦敦的福克斯可花园，那里的球形灯底部有一个孔，使得灯罩能保持干净，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伦敦人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也开几个孔呢？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这些孔却另有用途，那就是用麻线穿过这些孔，悬挂下来，使火焰能够迅速传到灯心。而至于将空气放进来的用途，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因此路灯在点了几个小时以后，伦敦街上就会变得一片昏暗。

说到这些改进，我就想起了在伦敦时曾向福泽吉尔博士提出来的一项建议，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人之一，也是一位公益事业的伟大首创者。

我注意到，伦敦的街道在晴天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人清扫的，而是任由尘土随风飘扬，慢慢堆积，一旦下雨，尘土就变成了泥浆，整条街道都脏兮兮的，除了由穷人拿着扫帚开辟出一条小道外，根本不能走路。这样过了几天之后，人们又得花费很大精力，把泥浆收集起来，倒进上端敞开的马车中运走，但是当马车在路上颠簸时，车身两侧会震出烂泥来，掉在路上，这使得行路的人倍感苦恼。而伦敦市民之所以不扫除街上的尘土，据说理由竟然是怕尘土会飞进商店和住宅的窗户。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才使我知道原来打扫街道并不需要多少时间。一天早上，我在克雷温街道住所的门口看见一个穷妇人，她手里持一把用桦树枝做的扫帚，正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苍白而羸弱，好像大病初愈。我问她是谁雇她来扫街的，她回答说：“没有人雇我，但是我实在穷得没办法了，希望给富贵人家打扫一下大门，他们会给我一点钱。”我就让她把整条街道都打扫干净，并愿意付给她一个先令。当时正好是九点整。但是到了十二点钟，她就来要钱了。起初，她的动作看上去是那么迟钝，所以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这么快就干完了这件事。于是，我就派了我的仆人出去察看，结果他回来报告说，整条街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所有尘土都倒进了路中间的水沟里。这样，当下一次下雨时，就可以把尘土冲走，所以人行道乃至水沟都非常干净了。

那时，我认为既然一个身体虚弱的妇人在三个小时之内能打扫干净这样一整条街道，那么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子只要一半的时间，或许就能办到。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与其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两边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各开一条明沟，还不如在街道的中间开一条沟更便利，因为当整条街道上的雨水全都从两边聚集到中间时，它会在中间形成一股急流，这样就会有足够的力量，将它所接触到的全部泥土冲洗掉。相反，如果把它分成两路，水流的力量就会变得太弱，而冲不掉两边的泥土，反而只使水流接触到的泥土变得更加稀烂，当车轮和马脚踏进去时，就会把它溅在人行道上，使人行道变得满是泥泞，有时甚至会将泥浆溅到路人身上。我曾向这位心地善良的博士提出了如下建议：

“为了更好地打扫和保持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街道的清洁，我建议雇用若干名清洁工，在干旱季节负责清扫尘土，在雨季则负责清除泥泞。每个人负责几条大街小巷。他们需自行置备扫帚和其他清扫工具，放在某个固定的场所，以便雇用的穷人扫街使用。

“在干旱的夏季，清洁工在商店开始营业和居民打开窗户之前，将垃圾每隔一定的距离积成一堆，并用密封好的车子全部运走。

“聚集在一起的泥巴，不能堆积在街道上，免得被车轮和马弄散了。清洁工还应该准备若干辆车，车身不要那么高地装在车轮上，而是稍微低一些，装在滑盘上。车底做成一个个的格子，上面铺上稻草，这样就可以兜住里面的污泥，而水则可以从底部排出去，泥巴的重量也可以大大减少，因为其中大部分重量都是水。这些车子应放在适当距离的地方，泥浆要用手推车运来，停留在原处，直到水分排干，然后再用马运走。”

从那以后，我就对这项建议的后半部分是否行得通有些怀疑了，因为有些街道太窄了，泥车停放在那里，必然会占去许多地方，导致交通阻塞；不过，我认为在商店营业之前扫清街道并运走垃圾这前半部分建议，在夏天还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的日子长。有一天早上七点钟，我路过伦敦的河滨街和弗里特街，虽然天已大亮，太阳也已经出来三个多小时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这些伦敦的市民情愿在烛光下生活，而在大白天睡觉，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常常抱怨，说蜡烛的税额太高，蜡烛的价格太贵，这实在是有点荒唐可笑。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小事并不值得关注或介绍。虽然沙尘在刮风的时候吹进人的眼睛或店铺是小事一桩，但是，如果他们能想到这一点，那就是在人口众多的城市，经常有成千上万的人或店铺受到沙尘袭击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了，到那时候，他们也许就不会过于责难那些关注这类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的人了。

因此，与其说是千载难逢的极大机遇给人类带来了幸福，还不如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细微便利更合适。所以，如果你教会了一个穷小伙子如何自己修脸，如何保养他的剃须刀，那么你对他一生的幸福所做的贡献，可能比给他一千个金币还要多，因为钱可能很快就会用光，而留下的只是用钱不当的悔恨。但是，如果教会了他如何自己修脸，他就可以不用经常等理发师为他修脸了，从而也就可以避免理发师那有时很脏的手指，以及那令人不爽的呼吸和钝了的剃须刀。他可以在自己最方便的时候修脸，每天都能够享受用锋利的剃须刀修脸的愉悦。

我怀着这些心情，冒昧地写下了前面这几页，希望它们能有一些具有启发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候或许能对我亲爱的城市（我在这里愉快地生活了许多年），或者对我们美洲其他的城市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有一段时间，我曾被美洲邮政总长任命为他的会计检查员，负责管理若干个邮政分局，并负责领导邮局的职员。当他于1753年去世时，我和威廉·汗特一同被英国邮政总长任命为美洲邮政总长，接替他的职位。

在这以前，美洲邮局从来没有向英国邮局缴纳过任何利润。我们两人分享六百英镑的年薪，前提条件是我们可以从邮局的盈利中获得这一数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许多改进工作是必须得做的，其中有几项在刚开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花很多钱，所以刚开始的四年时间之内，邮局欠了我们九百多英镑的工资。但是不久之后，邮局开始付清欠我们的工资了。当英国那些大臣们异想天开地想免去我的职务时——以后我还会提到这件事——我们已经将它经营得很好，它向英王政府缴纳的税收竟然是爱尔兰邮局的三倍。而自从他们鲁莽地免了我的职务之后，他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邮局的事务使我这一年有机会去新英格兰旅行一次，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主动授予了我文学硕士学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以前也授予过我一个类似的学位。虽然我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是我却因为在物理学、电学中的创新和贡献，而获得了大学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