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 REMEMBRANCE

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清醒的女儿对关于轻浮母亲的所有回忆增添具体形状和意义。看看这些肖像画吧，你便会看出端倪。但丁・加百利・罗塞蒂1的肖像油画作品《谟涅摩绪涅》（Mnemosyne）2中，展现了盖亚与乌拉诺斯之女——女泰坦神谟涅摩绪涅的健美身躯，但画中人物的原型实际上是这位艺术家的出轨对象、情人之一珍妮・莫里斯3，他通过这种形式将她永远铭记于心。画中人仿佛不请自来，浓厚的眉毛透露着深沉的忧郁，手上的火炬似乎会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她（谟涅摩绪涅）的女儿克利俄（Clio）4——与宙斯同寝一周后所诞下的孩子，拥有着更为严肃的形象，因为她代表着指导后人的历史。因此，她的手边总有一本打开的书，这既是她的机遇，也是她的局限：她必须在这个框架内，按照一定目的编写出与伟人或名人有关的编年史。法国的国王们便喜欢这样做。那么，历史这个东西，是不是由肩负重任的严肃女学者，将她衣衫凌乱的母亲——记忆，经过加工而变成的经久不息的叙事诗呢？

不完全是这样。在过去那些最富有力量、最长盛不衰的书里，如希罗多德5、吉本6和米什莱7的作品中，两种回忆正流淌在一起。记忆的溪流承载着丰富的、以文字的形式所呈现的经验沉积——故事、文件，或者这片土地对于历史所制造的物理性谎言。没有历史的记忆只是随机的闪回，没有记忆的历史只是一场审问。

当历史顺应需求成为某种公众纪念行为时，尤其是当个体在集体思想中保持独立活性已成为令人警惕的极端行为时，我们应假设，理性将高于并支配自发性回忆。但这并不是它的运行原理。对万物漠不关心的冷漠后人，只有通过想象力进行再构造，才能激起悲情的同理心。为此，以个人角度为中心的叙述是有必要的——一支陷入战争恐慌的军队，一座城市中正在哀悼逝去爱人的寡妇们，一个被流行病压倒、脆弱的秩序即将分崩瓦解为无政府状态的城镇，一处被自然灾害肆虐得伤痕累累的地带，或是被扭曲为奥托・多夫・库尔卡8所描述的“死亡之都”的景观，等等。历史的雄辩离不开见证。“当时我就在那里，”总会有见证人如此说道，“现在，你一定正处在我曾经的位置上。让我带领你回到过去，而我则会在一段时间后，让你回归到现在的人生之中，而不是仅仅作为映射现实的一堆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