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干渠大会战的那些日子

白光

1965年6月16日，我同第一批参加边疆建设的北京知青正式落户到贺兰山脚下的农建十三师一团（平吉堡农场）。我们共有108名男女知青被分配到了一连。全连有3个知青排，每排3个班，一排、二排是男排，三排是女排，住的宿舍是一排排用土坯（土名叫“干打垒”）砌的土房。每排房有6间，每间房都是用土坯搭成的大通火炕，可睡七八个人。开始的3个月基本上是列队操练，开会学习，每天再劳动两个小时，大家都觉得有意思，好玩，以后则改为每天劳动8个小时了。10月份，平吉堡的大西瓜成熟了，好大的个儿，我们班分到一个98斤的大西瓜，全班12个人一顿竟消灭不掉它。宁夏的天气早晚温差大，晚上吃西瓜时，就说起了当地人编得很切合实际的顺口溜：“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转眼到了1965年的年底，真正的劳动锻炼开始了。寒冬腊月，农建十三师师部发出指令，要求贺兰山下的兵团战士奋战一个月，清除西干渠内的泥沙。我们一团一连在西干渠大会战中，全体齐上阵。

吃完早饭，上班号子响起，大家分班列队，扛着铁锹、镐头，喊着口号，唱着歌，向西干渠挺进。西干渠离连队约有4里地之远。数九寒天，冷风吹面，尽管人们都穿着棉衣、棉裤、棉鞋，戴着手套、棉帽和口罩，仍有寒风刺骨之感。

开头几天，由于都穿着军装，队伍看上去还很整齐。不久，由于劳动后一些男生弄破了棉衣或棉裤，棉花显露出来；有的人为了防风，还在腰间系了草绳子。特别是收工回营时，大家累了一天，再看这支队伍，就像打了败仗一样，让人啼笑皆非。那年我17岁，生活还不太会自理，是最失败的一个。棉袄、棉裤都破了，只好拿细绳绑扎起来，就连睡觉的棉被都被登了两个大窟窿，也是用细绳绑扎起来的。后来我爱人钟晓玲曾笑话我，说我是“全连最龌龊的单身汉”。

工地上，大家的干劲还是蛮大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替换着抡镐破冻土，力弱的女生则搬土块运到岸上。后来冻土已有半尺厚，只好凿炮眼，放炮后炸开冻土，再组织人力搬运。抡镐破冻土时，小伙子们还开展了比赛活动，就是看谁一鼓作气抡得次数最多。记得二排的高清可以一鼓作气抡300多次。抬土、搬土块也比赛，就是看谁抬得最多、土块搬得最大。由于我力气小，可能是最落后的一个了。凿炮眼和放炮都是由有经验的老职工来进行的。凿炮眼和放炮是有时间安排的，而此时是知青们最开心的时刻，因为人们可以躲到一边去休息休息。

一个月的西干渠大会战，开始时进度很慢，因为知青们还没有修挖渠的经验。后来，知青们基本上都掌握了修挖渠的技巧，进度快了起来。所以，一个月的西干渠大会战，一团一连只用了28天就完成了任务。

西干渠大会战之所以难忘，是由于这些北京知青刚到宁夏仅半年时间，很多人从来没有干过这么累的体力活儿。所以一到晚上收工，回到宿舍后，大家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开始议论起来，认为这不是人干的活儿。有的意志薄弱的人在屋内一个角落里偷偷地哭泣。我的一个好友，名叫王铁庆，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累活儿，加之脚被冻土块砸肿了，在连队宿舍待了几天后，在会战还没有结束之时，一个人悄悄买了张火车票溜回北京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宁夏来。

尽管会战很累，但多数人还是蛮乐观的。记得一到晚上，我们便跑到好友张百忠的房间里听他讲故事或唱歌。张百忠讲的都是王晓棠等电影明星的事儿或剧情故事，因为这些电影我们都没有看过，所以都喜欢听他“侃大山”。唱歌也都是过去传统的老情歌，那时属于“禁唱”范围，而人们都愿意听张百忠唱这些歌。有时，也不知是谁还弄来一瓶白酒，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了起来，喝得我晕头转向的。退休后，我们几个好友每年都在一起聚几次，然而张百忠后来却不再喝酒，我就骂他，怨他年轻时教会了我喝酒，他却不喝了，太不够意思了。如今，我每当喝酒时，总会想起西干渠大会战时初次喝酒的情景。

我的另一个好友陈志强也爱唱歌，且声音洪亮。记得在西干渠大会战中他自编了一首《思念》唱给大家听：“站在贺兰山上望北京，思乡情节心中升。遥远的父母可安好，唱一首思念歌儿给您听……”他的歌声感动了大家，很多人都跟着落泪。还好，随着几句玩笑话，思乡情节很快就过去了。

听故事、唱歌、喝酒，消除了一天的劳累，第二天我们又投入到了紧张的会战劳动之中。

由于是强体力劳动，大家的饭量开始大增。一个人的口粮是40斤，多数人都不够吃，很多人开始向北京家里要粮票，以解决吃饱肚子问题。我的饭量还比较小，但一天吃2斤粮也不在话下，有的人一天能吃三四斤馒头。记得我爱人钟晓玲在一个星期天同好友张秀荣俩人进城改善生活，两人在饭馆要的是炒鸡蛋，要了一盘又一盘，结果一顿饭，两人各吃了11份炒鸡蛋，桌子上放了22个盘子，现在听起来都有些吓人了。

会战一个月，饭量增加了一倍，身上却掉了两斤肉，但身体变结实了，思想上也成熟了许多，这就是“劳动锻炼人”吧！

西干渠大会战之所以使我难忘，是因为它不仅是这批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开始，也是我一生走上建设农垦与发展农业之路的开端。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农垦，从1965年6月16日，正式落户到贺兰山脚下的平吉堡农场开始，到2008年11月15日从农业部农垦管理干部学院正式退休，在农垦事业上工作了43年。因此我对农垦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宁夏平吉堡农场西干渠大会战是终身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