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切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藏。与经相比，律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更少的解释空间。佛教传入中国后，风土人情的差异巨大，戒律也因此发生了很多改变，某些律条甚至与原始的规定南辕北辙。通过研究戒律的中国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佛教在中国的转向。

佛教戒律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佛教戒律的产生，也包含着对印度传统的回应，概而言之可分三点：祭祀不实用、释种为最尊、苦行不殊胜。释尊因不净行而初制戒律，律中包含着深刻的民主思想，这与印度其时的历史背景与迦毗罗卫的政治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戒律的根本指向是中道解脱。在佛陀晚年，发生了提婆达多破僧事，“五法”可以视作佛教戒律发展的先声。提婆达多事件，反映了原始僧团内部的不和与重法、重律的两大倾向。世尊涅槃后戒律初集，在这一过程中，重律一系与重法一系的分歧越发明朗起来，体现在外的便是大迦叶与阿难的不和，也由此埋下了分裂的种子。释尊灭度后百年，发生了“根本分裂”，所争论的核心在于净法，也就是戒律的开遮问题。之后大乘兴起，与律本生有着直接关系。大乘戒律体现了大乘的精神：大乘中心、重视利他、克制思想。

佛教戒律的中国化首先体现在政治化。佛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取得过像在印度那样的宗教权威，但成功地让中国的世俗权威接纳了它。佛教初传中国，最明显的不同体现在礼仪上。在沙门拜俗这一问题上受到了来自中国传统的批评，最终佛教屈从于中国的王权与伦理。佛教在中国一直要依靠国主进行传播，国主也利用佛教管理国家，“转轮圣王”的概念便被中国国王频繁的利用。北魏君王甚至自诩为佛，梁武帝也号称“皇帝菩萨”。国家的法律与佛教的戒律，也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影响。中国特有的僧官制度最初是为了监督僧人，但后期败坏严重。中国佛教的寺院经济较为突出，对佛教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的宗族性也是一大特色。

佛教戒律的中国化又体现为专科化，也即律宗的形成。律典一一传入中国，各有传承，南方盛行《十诵律》而北方盛行《摩诃僧祇律》，但《四分律》后来居上，一统南北。隋唐之时，中国佛教在戒律方面面临着冲突、取舍的问题，不同的律师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总体上是成功的。律宗三家中，相部最先，南山其次，东塔最末，最终三家合一，南山独大。道宣将教法判为化制二教，又论证《四分》通大乘，完成了律与法的统一。南山律宗对中国佛教戒律的重要理论贡献有二，一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戒律理解体系，即戒律四科。二是将戒律学形而上化，即戒体思想。道宣以种子戒体为根本说，是圆融且符合中国现实的。

佛教戒律的中国化又体现为宗派化，即各大宗派所表现出的戒律思想。唯识宗认为唯识无境，故以心为彻底的戒之对象。《瑜伽戒本》也对大乘戒有很大影响。天台宗在自身理论的基础上，强调实相戒体与戒乘不二。华严宗以法界缘起为精要，立多种“十戒”，将律学经学化。禅宗自东山法门始，主张农禅并重。六祖惠能展开了理论革命，因心性本净而立无相戒法。后期禅宗继承了这样的思想理路，以机锋教人破除戒执，从另一重角度看，也可以说禅戒不二。净土宗以净土之内涵消弭了戒律，因至净土便不需持戒，在实践修行上，一心念佛便是一心持戒。

佛教戒律的中国化又体现为儒道化。在儒道二家的影响下，大量的儒家与道家元素充实进佛教戒律之中，成为僧人所遵循的准则。佛教的苦行思想与素食思想，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儒家丧礼与道家养生的影响。在孝的方面，佛教受到了儒家的强烈批评，因此，中国僧人展开了对佛教孝道观的改造，从“孝名为戒”到“孝在戒先”，反映的是佛教孝观念中国化的不断深入。佛教又以五戒比附儒家五常与道家五行等，以方便中国人接受。与戒律相比，僧制清规是中国佛教更遵循的日常规范。百丈怀海首立清规，将中国的日用常行与禅法结合起来。后期清规体现了礼仪、道德上的儒学化与法事、概念上的道教化。

佛教戒律的中国化必须迎接现代化。在近现代的中国佛教改革之中，建设新时代的佛教戒律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戒律松弛的状况非一日之寒，是民俗佛教自然形成的结果。近现代佛教改革较具代表性的有：虚云法师以实践为导向的诸种僧制新创，太虚法师以伦理为核心的整体僧制改革，弘一法师以律学为根基的南山律学复兴。中国佛教与中国戒律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今日中国戒律宏大包容、兼收并蓄的体系。在现代社会中，戒律文化依然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既能帮助佛教树立良好形象，也能促进社会道德的建设。

关键词：佛教戒律 中国化 清规僧制 律宗 大乘戒律 宗派戒律 现代戒律